仕途生涯
　　袁枚是清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也是一位颇有贤名的县令。他出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乾隆进士，曾为翰林院庶吉士。乾隆八至十年(1743－1745)任沭阳知县。此时，正是所谓“乾隆盛世”，但在沭阳民间，却是万户萧疏、悍吏横行的现实。一个沭阳县，竟有“饥口三十万，饿死者不计其数”。袁枚面对这“路有饿殍、哀鸿四野”的惨状，拿起蘸着血泪的笔抒发感慨：“百死犹可忍，饿死苦不速，野狗衔髅髑，骨瘦亦无肉，自恨作父母，不愿生耳目。”他以犀利的笔尖，对那些“苛政猛于虎，悍吏虐于蝗”置人民生死于不顾的贪官污吏，进行无情的挞伐。他要“纾国更纾民，终为百姓福”。因此到任不久，就开仓赈灾，减免赋税，率民治水，筑有名的六塘子堰。采取多种抗灾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较快地取得了成效。他还严厉管束家属、下属、衙役，不准扰民害民。在讼狱处理上，据史载，他“为政，终日坐堂”，凡“吏民百事，有小讼狱立判无稽留”，大案也从速结案，加上治理有方，社会秩序较前稳定。他与耕夫、蚕妇、工匠、商贩、书生皆有交往，不但关心农事百业，还跻身市场，“关心米价问江东”，心系民生。在封建时代，由于阶级的局限性，袁枚能做到这样，已是难能可贵的了，百姓皆称他为“大好官”。袁枚由于为人正直，厌恶官场倾轧，40岁时便辞官不做，定居江宁(今南京市)，住小仓山下，建随园，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安于闲情逸致的生活中。
　　乾隆十年，他离任沭阳时，百姓夹道送行，攀车饯酒，洒泪话别。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73岁的袁枚，受沭阳知名人士吕峄亭的邀请，又来沭阳作客，沭阳各界，一部分人曾趋前30里迎接。袁枚面对如此拥戴他的民众，写下了情意真挚的《重到沭阳图记》。他在这篇短文中深有感受地说：“视民如家，官居而不能忘其地者，则其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官爱民，民爱官，此真不失为一方父母官的范例。
　　袁枚治沭，距今已200多年。他当时在沭阳县衙(今县政府内)手植的一株紫藤，至今仍生机勃勃，其叶蓁蓁，被列为沭阳县重点保护文物之一。

文学生涯
　　袁枚与赵翼、张问陶并称乾嘉诗坛性灵派三大家。他活跃诗坛40余年，有诗4000余首，基本上体现了他所主张的性灵说，有独特风格和一定成就。袁诗思想内容的主要特点是抒写性灵，表现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实感受、情趣和识见，往往不受束缚，时有唐突传统。在艺术上不拟古，不拘一格，以熟练的技巧和流畅的语言，表现思想感受和捕捉到的艺术形象。追求真率自然、清新灵巧的艺术风格。其中较突出的佳作主要有两类：即景抒情的旅游诗和叹古讽今的咏史诗。袁枚亦工文章，散文如《祭妹文》、《峡江寺飞泉亭记》等，骈文如《与蒋苕生书》、《重修于忠肃庙碑》等，传为名篇。 袁枚又是乾、嘉时期主要诗论家之一。继明代公安派、竟陵派而持性灵说。《随园诗话》及《补遗》、《续诗品》是他诗论的主要著作。《随园诗话》除阐述性灵说以外，对历代诗人作品、流派演变及清代诗坛多有评述。《续诗品》则是仿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作，立36目，用四言韵文简括诗歌创作过程、方法、修养、技巧等具体经验体会，即所谓创作“苦心”。与公安派相比较，袁枚的性灵说更有反道学、反传统的特点，指出诗并非说教的手段，而要抒写性灵。他把“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天分和学习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的追求。他并不一概地反对诗歌形式的声律藻饰、骈丽用典等讲究，只要求从属于表现性灵。袁枚的性灵说较公安派前进了一步，全面而完整，被认为是明、清性灵说的主要代表者。
　　袁枚文学思想还广涉文论及文学发展、文体作用等各个方面，在当时有进步意义。但他的文论不及诗论影响深广。

兴趣爱好
　　袁枚是个重视生活情趣的人，他爱金陵灵秀之气，在他任江宁县令时，在江宁小仓山下以三百金购得随园。随园旧为织造园（即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当时“园倾且颓，……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荒废已久，袁枚购得后，加以整治，由于是“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此称为“随园”在《杂兴诗》描写随园景致：“造屋不嫌小，开池不嫌多；屋小不遮山，池多不妨荷。游鱼长一尺，白日跳清波；知我爱荷花，未敢张网罗。”如此诗情画意，令人想往，也难怪袁枚怡然自得，放情声色，不复作出仕之念。随园四面无墙，每逢佳日，游人如织，袁枚亦任其往来，不加管制，更在门联上写道：“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袁枚以文学为终身事业，是清代的文学家，性灵派创作理论的提倡者。性灵即性情也。他以为“诗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又说：“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他认为诗歌是内心的声音，是性情的真实流露。文章以骈体最为擅长，颇得六朝体格，享文章之盛名数十年。其为人亦如作文，坦白率真，讨厌矫情，却极重情义，其友沈凤司死后，因无后嗣，袁枚每年为他祭坟，三十年未曾间断，对友人的情义深重，令人感动。
　　袁枚致力为文，著述颇丰，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随园食单》……。其中《随园食单》是一部有系统的论述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著作，全书分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杂素菜单、点心单、饭粥单……茶酒单等十四个方面。有人传说此文章《食单》好许做菜方法是听来的，自己并不会做菜。在须知单中他开宗明义地说：“学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作须知单。”此篇可作为饮食通则，而戒单云：“为政者兴一利不如除一弊，能除饮食之弊，则思过半矣，作戒单。”此篇值得一提的是“茶酒单”一篇，此篇对于南北名茶均有所评述，此外还记载着不少茶制食品，颇有特色。其中有一种“面茶”，即是将面用粗茶汁去熬煮后，再加上芝麻酱、牛乳等佐料，面中散发淡淡茶香，美味可口；而“茶腿”是经过茶叶熏过的火腿，肉色火红，肉质鲜美而茶香四溢。由此可以看出袁枚是一个对茶、对饮食有相当研究的人。　六十五岁以后，袁枚开始喜欢上了游山玩水，游遍名山大川，浙江的天台、雁荡、四明、雪窦等山，安徽游过黄山、江西庐山、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地，喜爱品茶的他自然也会尝遍各地名茶，并且将它一一记载下来。他描写常州阳羡茶：“茶深碧色，形如雀舌，又如巨米，味较龙井略浓”。提到洞庭君山茶，他说：“色味与龙井相同，叶微宽而绿过之，采掇最少。”此外如六安银针、梅片、毛尖、安化茶等，也都有所评述。
　　此外还写下许多茶诗，如《试茶》诗：“闽人种茶如种田，郄车而载盈万千；我来竟入茶世界，意颇狎视心逌然……。”描写福建人普遍种茶的情形，置身其中，仿佛进入茶世界。《湖上杂事诗》：“烟霞石屋两平章，渡水穿花趁夕阳；万片绿云春一点，布裙红出采茶娘。”描写身着红布裙的采茶姑娘在“万片绿云”的茶海中采茶，分外醒目。又《渔梁道上作》：“远山耸翠近山低，流水前溪接后溪；每到此间闲立久，采茶人散夕阳西。”可知他旅游时，除了欣赏群山万壑、山涧溪流的美景之际，亦不忘留意当地的“茶叶文化”，可看出他对茶的钟爱程度。
　　袁枚70岁那年，游览了武夷山，对武夷茶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他先前对武夷茶的印象是“茶味浓苦，有如喝药”，因此他向来不喜欢武夷茶，但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夷山，来到曼亭峰天游寺等地后，却让他对武夷茶的印象完全改观。他在《随园食单．茶酒单》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以后，再试一二杯，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犹未尽。”这位茶叶专家从所用的茶壶、茶具到饮茶的步骤、感觉与武夷茶的特色均做了详细而生动的描写，一杯好茶的确能涤净尘虑，抚平烦躁。
　　袁枚认为，除了有好茶必须收藏得法才能保存长久，而要泡出一壶好茶，除了要有好的泉水之外，对于火候的控制亦是一门极重要的学问。对此他也有一段精彩的描叙：“欲治好茶，先藏好水，水求中泠惠泉，人家中何能置驿而办。然天泉水、雪水力能藏之，水新则味辣，陈则味甘。尝尽天下之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然入贡尚不能多，况民间乎！”他以为要泡出好茶，需先有好水，在此他再度推崇武夷山所产的茶为天下第一。
　　接着他继续提到收藏茶叶的方法：“其次，莫如龙井，清明前者号莲心，太觉味淡，以多用为妙。雨前做好一旗一枪，绿如碧玉。收法须用小纸包，每包四两放石灰坛中，过十日则换古灰，上用纸盖扎住，否则气出而色味全变矣。”可说是研究得相当深入，至于烹煮的方法，他也有独到的妙法：“时用武火，用穿心罐一滚便泡，滚久则水味变矣！停滚再泡则叶浮矣。一泡便饮，用盖掩之则味又变矣。此中消息，间不容发也，山西裴中丞尝谓人曰：“余昨日过随园，才吃一杯好茶，呜呼！”
　　袁枚不愿在官场上争逐名利，遂能依自己的方式生活，无羁无绊，优游自在，故而能活到八十二岁高寿。有意思的是，虽然自身不愿涉及官场，但是袁枚却有着独到的政治眼光。曾经在和珅和琳兄弟年幼的时候，写过这样一句对两兄弟的评判“擎天兼捧日，兄弟各平分。”后面的事实证明，之后，和珅之后成为乾隆皇帝身边第一红人，和琳则成为著名将领，官至一等公爵。

诗歌

诗论

在清代诗坛上，袁枚曾以其“性灵说”诗论独树一帜，对流行于当时诗坛的各种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和扫荡，一改清诗风貌，影响深远，贡献斐然。

袁枚所标举的“性灵说”诗论以情为本，主张“诗写性情”，即从诗歌的创作内容出发，要求诗歌创作主体抒发真情实感，以真情去充盈诗作的内容。这是其诗论的核心部分。在他看来，诗人唯有抒发真情，才能体现出诗歌自身的抒情本质，才能表现出自然清新、生动活泼、风趣别致的艺术魅力。他不仅把抒发真情作为采集和鉴赏诗歌的标准，而且以身作则，在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中一以贯之，创作出很多富有真情的诗文作品。 袁枚除了要求诗歌创作主体要抒发真实情感之外，还对诗人要具备一定的诗才天分道出了自己的见解。

袁枚认识到因为每个人的诗才禀赋各有所异，就会呈现出“笔性灵”和“笔性笨”的情况，于是就生发出禀赋灵性与创作灵感之间的关系，强调了诗才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他甚至用夸张、过分的语言把天分的作用提升到一个绝对的地位。其实，袁枚在认识到“才”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学识的重要性。 他清晰地认识到每个人的性情各异，所以诗歌创作要情出于己，体现出“著我”的精神，强调“作诗，不可以无我”，激烈反对一切束缚诗歌抒发真情的制约因素，高呼“但须有我在，不可事剽窃”。

除此之外，袁枚还认识到时代在变、社会在变，诗歌创作也应随之发生新变，提倡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艺术形式方面都要有所创新，以新言去写新意。袁枚的这些诗论观点都体现出对诗歌创作要彰显个性和独创性的强烈追求。

袁枚的“性灵说”诗论以情为本，强调诗歌创作要自由自适、畅快淋漓地抒发真情实感。这一诗论主张在理论上是符合诗歌抒情本质的。袁枚能够在当时复古主义风靡诗坛的背景下，独树一帜，标举性灵，大胆地肯定自我、尊重人的情感。而且，袁枚能够以情论诗，不以时划人，不以人废诗，这不仅肯定了通俗文学的价值，而且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袁枚还从诗歌创作主体出发，对于诗人应具备一定的诗才禀赋进行了深入的论述。除此之外，袁枚基于对个体意识和个人情感的肯定，要求诗歌创作要情出于我，摆脱前人窠臼，当变则变，勇于推陈出新，力求彰显自我个性，表现出独创性。这些合情合理的诗论观点，对今人从事诗歌创作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一定的借鉴意义。

咏史诗

咏史题材在袁枚的诗学世界中占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他一生中写下二百余首咏史诗，对咏史诗的创作方法也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意见。通过这些材料，可以管窥其咏史诗批评观念与风格追求。袁枚对咏史诗创作提出了两条具体要求：一是“新义”，即思想内容上的高超识见，需要借助学识与想象两套方法来获得；二是“隽永”，即在艺术风貌上形成感情深沉悠远、意味绵长不绝的效果，获得的途径有幽默、形象和用典这三种。袁枚自己在创作中基本遵循这两条标准，但也有不合之处。

袁枚的整体诗学观念中就包含着对“新义”的追求。他曾在《随园诗话》中引述姜夔的话：“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诗便不俗。”也说过：“余自幼，诗文不喜平熟。”具体而言，他最推崇“翻案”式的写作，因为既能突出作者的过人天才，又能避免读者的审美疲劳。

袁枚不仅在诗学批评中强调咏史诗要具有议论上的新义，而且他自己在创作中也做出了很好的实践。例如《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就最能体现其创新能力。这组诗是诗人晚年携子游览西湖时所作。诗人围绕岳飞这单一的历史人物写了15首诗，却没有一首诗的立意是重复的，而是充分发挥才情与智慧，从不同角度下笔。除此之外，袁枚咏史诗中这类具有新义的作品也是数不胜数。

山水诗

袁枚的山水诗不仅完全摆脱了清初遗民山水诗一那种对政治功利的依附性，亦突破了清初六人家山水诗一般的借景抒情把山水作为感情载体的模式与浙派厉鹗山水诗以清幽之境排遣精神苦闷的慰藉式亦不相同，袁枚的山水诗的开创性在于高扬主体意识，在处理人与自然山水关系时，万物为我所役，人始终占有据主导的或主动的位置。

袁枚山水诗的高扬主体意识，主要表现在把自然山水性灵化，即拟人化、个性化，人与自然主客体相隔离、相对立的界限被打破，自然山水自身被赋予人的个性情感，构成人的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与山水可以对话”、心灵相通；同时以山水的精神来体现诗人的性灵。自然山水已不再仅仅是供人观照、寄托的审美对象，它自身就是活的宇宙生命。这类山水诗多为古体、律诗，构思新颖，想象大胆，语言雄俊，生气盎然；所写对象基本上是名山胜水。袁枚咏山诗的主体意识颇强，亦表现为很少对山景作纯客观的描写，而是偏重表露内心的主观感受，突出人与自然的呼应、交流关系，这在清初以来的山水诗中并不多见，亦是袁枚求新思想的反映。袁枚追求的不是人对自然的主宰，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及由此产生的自然之趣、闲适之情。他多用拟人手法，赋予自然景物以生命的灵性，寻觅自然中的生气与生趣。这是袁枚为推动清代山水诗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袁枚诗中山水多具有性灵，其散文中山水亦常常不是单纯的青山绿水，而是具有生命力的人化之自然。山水在他笔下往往被赋予感情、个性，是有灵性之物。一人徜徉于自然中，有宾至如归”的感受，享受到远离尘嚣的惬意与审美的情趣，于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中，见出天人合一”的境界。

袁枚的山水诗古体近体兼备，其中古体诗作尤为令人瞩目。袁枚不惯依声填词，其中原由从他钟爱古体诗便可获知。他认为作诗是为抒发性情，如过分注重形式格律必然会限制性情的自由挥洒，也便失去了作诗的乐趣。袁枚的山水诗中往往融合难得的诙谐幽默，从而使他的山水诗呈现出浓郁的主观色彩与个性特色。如《晚宿寺中同霞裳步铁城障，认一线天》：“诸洞空中悬，道是猿猴宅。颇有高人风，呼之不肯出。”将待在山洞中不肯轻易露面的猿猴比作隐居的世外高人，既有画面感又充满喜感。诗人进行诗歌创作时，毫不掩饰自己的性情，将心情和心境化为一首首具有谐趣的诗篇，带有浓厚的个性色彩，洋溢着一种特有的乐生精神，由山水之美，寻获山水之乐。

此外，袁枚性灵山水诗在题材内容与艺术表现上亦有所开拓：描写对象既有名山胜水，亦有山水小景；体裁既有古体律体 ，境界壮阔，波澜开合奇正变幻，亦有绝句小诗，意象空灵，活泼有趣；语言既化用典故传说，典雅华美，亦多白描，通俗晓畅。诗之活灵风趣得宋人杨万里诗之真髓，白描手法承查慎行之精神，但又有所发展丰富，如增添了精警之致，减少了议论。

论诗诗

袁枚的诗歌作品中论诗诗约有100首，是他的批评文体中最多的一种形式，多存于《小仓山房诗集》中。他的论诗诗形式多样，有论诗组诗也有论诗单篇，有对前人论诗作品的模仿，也有自己的全新创作。

《续诗品》就是袁枚以四言诗的形式写成的一部诗论，主要是对唐朝司空图《诗品》的一种模仿与创新，意在阐明创作的经营过程以及创作态度、方法等种种内容。《续诗品》体式虽模仿《诗品》，但形式本身也富有特色，它在继承了此种论诗诗的文体之余，用更为宏阔的笔势补充《诗品》了中没有提及的部分，因此篇幅更为庞大。《续诗品》善于运用比兴手法，用几个喻体从不同角度反复设喻去说明一个论点，其语言形象鲜明，其韵律铿锵顿挫。

《续诗品》共三十二章，其中包括了诗歌创作与诗人自身修养、自身学识的关系，以及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尤其是对创作技巧和创作态度的论述更是不乏真知灼见。袁枚论诗讲究学识，主张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如在《博习》一篇中，他在赞同吸取前人知识的同时，又反对盲目的推崇前人知识，并且不分优劣的一概而收。袁枚主张在创作的过程中，充分借鉴前人的经验，汲取前人的精华，但同时又要有去其糟粕的能力，以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在创作态度上，首先，袁枚认为作诗需严谨，在创作中首先要以认真的态度认识到创作的艰巨性，而不能够将其当做随意之事。这是司空图《诗品》中忽略的部分，也是袁枚诗论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他从诗作者本身出发，表达了诗与诗人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创作技巧上，袁枚也提出了一系列精当的见解。关于意蕴和辞藻的关系，袁枚认为应该不能本末倒置，颠倒了意蕴和辞藻之间的轻重缓急。关于《选材》方面，他认为任何时代的题材都有可写之处，并无好坏之分。此外《择韵》等篇目说明了关于诗歌格律方面的问题。《续诗品》中也通过部分篇目论述了诗歌风格，《布格》一篇说明诗的风格应与诗歌题材、主题相一致，《安雅》《空行》《振采》《固存》等几个篇目，阐明了诗歌应具备华美、典雅、空灵和持重等风格。另外关于他的诗歌主张“性灵说”，也贯穿在这部《续诗品》的著作中。不同于《诗品》，以诗歌“品格”为首的创作角度和大量的比喻象征手法，袁枚以较为直接质朴的诗歌语言表明了创作诗歌中被前人所忽略的一系列问题，清人杨复吉对他的这种创新方式也有过高度的评价，由此可见袁枚的《续诗品》对于司空图《诗品》的沿革和发扬，以及他独立的文学价值。

袁枚的论诗诗，还有其他很多作品散落在《小仓山房诗集》里，虽然都是分散的体系，但同样是他诗论著作中重要的成就。其中题材上有题序，有应答酬和之作，也有一些闲暇时期写就的小诗。其形式上也丰富多样，古近体皆有，七言五言兼备。其中专门论诗的有《改诗》、《编得》等诗，袁枚通过独立的篇目表明了他创作诗歌独立的主张，如《答曾南村论诗》一首，是诗人与其友人关于诗论的答和之作，作者认为作诗主要是要重视性情，只要注重性情，就不必去分辨宋诗元诗亦或是明诗，因为每个朝代都会产生优秀的诗作。这点反映了他的“性灵说”这一主张。

另外还有如《题陈古渔诗卷》、《题<碎琴上人集>》、《题蒋申吉<苏州竹枝词>》等题序类的诗作，是对别人诗作的响应和评价，其体裁有五言、有七言，兼而有古体，可见袁枚在诗歌创作上的不拘一格。

哀悼诗

袁枚哀悼诗的创作贯穿诗人从青年到晚年的全部创作阶段，其真挚的情感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充分体现了“性灵说”的诗歌主张。

袁枚反对使用生僻的典故“用僻典如，请生客入座，必须问名探姓，令人生厌。”主张用典“无填砌痕”，并力求达到“用典如水中着盐，但知盐味，不见盐质”的效果。如《哭蒋静存编修》中 “死解玄言王辅嗣，生能经世贾长沙。”《同年沈文悫公挽词》中“遭际诗人有，如公古未曾。钟期逢圣主，尧舜作吟朋。”“诗律长城在，群儿莫诋呵。”“王辅嗣”即魏晋玄学理论的奠基人王弼，“贾长沙”即西汉初年的政论家、文学家贾谊，“钟期”即春秋时的钟子期，“尧舜”乃上古明君， “长城”指抗敌御边的南北朝名将檀道济。以上诗句中皆选取比较著名的历史名人及文化名人，既具有典型意义又免去了生僻用典而导致的艰深难懂的尴尬，亦能形象地再现出蒋静存与沈文悫的才华与生平遭际，也更加突出了袁枚对故友的赞赏、惋惜与哀痛之情。典故与诗歌融会贯通，能让读者感受到用典带来的诗意之妙，又能不着痕迹，没有填砌、生涩之感。

袁枚在哀悼诗的创作中十分擅长使用对偶句，且逻辑严密、情感表达细腻。诗人以对偶句的形式，将心痛、哀伤、凄冷、孤寂与无奈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创作手法成熟老练，既工整严密又不着痕迹，形式与内容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提高了诗歌表情达意的张力，使诗歌的审美意境更为开阔，尽显诗坛盟主之风范。

袁枚的哀悼诗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艺术手法——— 序的使用。“序”能起到交代创作背景，积淀情绪的作用。能够对诗歌内容进行铺垫，补充说明，印证诗中所述事实，于是片段得到连贯，所抒发的情感有了明确的指向。因而一方面扩大诗歌的表现容量，同时又让诗更单纯，保持它本身短小的形式、抒情的性质和意在言外的美学特质。

诸多艺术手法的有效运用，形成了袁枚哀悼诗语言精炼、笔墨平实、形象鲜活、情感真挚、哀思绵长这一独特的艺术风格。且丰富了袁枚的诗歌创作理论，是袁枚诗歌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

散文

袁执不仅是名诗人，亦是出名的古文家，古文中文学性较强的有人物传记散文、自然山水散文、抒怀散文与尺牍。传记散文写人性袼鲜明，记事选材得当；山水散文多将山水性灵化，且重刻画山水各自的特征；抒情散文表现真情至性，抒情多与叙事相结合一尺牍短小精悍，表现个生灵活自由，袁枚散文的创作成就不可低估。

舒位称“袁枚以诗、古文主东南坛坫，海内争颂其集”，意谓袁枚不仅以其诗与诗论闻名于东南，其古文创作亦具有广泛的影响。程晋芳甚至有袁枚“古文第一，骈体第二，诗第三”之评，对其古文创作更予高度赞扬。

袁枚古文创作的主张。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首先，与论诗反对“崇古贱今不同，于古文则主张欲复古者先拒今”，强调取法乎上，从三代、两汉之书中汲取营养，因为他对宋代以后的古文评价不高，特别是认为明清古文沾染上八股文、考据文的弊病，更不足为法，但并非倡导拟古，故而批评“优孟衣冠，摩秦仿汉”“守八家空套，不自出心裁”为古文之弊。又正面声称“概著书立说，最怕雷同，拾人牙慧，赋诗作文，都是自写胸襟，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可见复古”之旨的落脚点与论诗之倡言独出性灵是殊途同归的。其次，于古文的内容，反对“锬心论性，颇似宋人语录”，宣扬理学，作高头讲章，亦反对“专引载籍，非博不详，非杂不备”与“程蕺园书亟祉书数典”，“娱以注疏为古文”，卖弄学问，以考据为文，这与论诗讥讽“娱把抄书当作诗”是一致的。

袁枚的古文创作基本上实践了他的这些观点。袁枚的古文涉及到碑文、墓志铭、行状、传、序、记、祭文、书、论、说、表、名、尺牍等等。其内容则囊括论理、记事、写人、写景、抒情等多方面。

骈文

作为清代中叶的骈文大家，袁枚经由《小仓山房外集》所收8卷骈文作品，已经展示出了独树一帜的风格特色。袁枚才华横溢、学识渊博，驱使丽辞古典从容自如，加之个性纵逸洒脱、且好论议，因此所为骈文既有如其所作性灵诗那样清新流丽、潇洒奇纵的特点，又有如西汉论辩文那样气势沉浑、辩博畅达的特点。这两种特点融贯在一起，就形成了袁氏骈文独有流丽浑脱的艺术风格。流丽系指袁枚之文命意新奇而表述流畅、音声谐协而辞采清丽，即石韫玉所谓“鲸铿春丽，怪怪奇奇”，李英所谓“古藻缤纷”，刘麟生所谓“笔致流利”；浑脱则指袁文蕴厚而气浑、识卓而笔纵，即石韫玉所谓“树骨训典”、“取材宏富”，李英所谓“大气旋转”，陈宝琛所谓“俶诡雄奇”、“磅礴凌厉”。

袁枚骈文并非仅仅取法唐宋，汉魏以降直至宋代的骈文，甚至经史百家、汉魏及唐宋的古文，袁氏都能博宗兼取、一炉冶之。袁枚骈文流丽浑脱之艺术风格的形成，乃是他在规抚以唐宋骈文家为代表的历代前贤、综取经史百家各种精粹的基础上，发挥才情、熔裁学识、涵纳个性而刻意创辟的结果。

袁枚骈文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总体成就可以两个词语来概括，即寓奇于偶、神王气充。乃指袁枚骈文往往以散行之气运骈俪之文，命意亦奇亦正、句式灵活多变，其或议论、或叙事、或抒情，都能义理、典实、辞采三者兼备，从而达到挥洒自如、神气并盛的境界。其中句式灵活多变、俪体散趣及议论自铸伟词、奇纵融通两方面，最能体现袁氏骈文的特色与优长。那些俪形散趣、或长或短的宋式联句，使得袁枚骈文在充分保持骈体文格式特征的前提下，更具备了散体文意脉贯通、抑扬跌宕的特质，颇值关注。此外，这些对句大多拙中见巧，其貌似平平道来，实则经过精心锤炼以至于自然平易，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袁枚天才之卓越于此可见一斑。

袁枚的骈文固然不止以句式灵活多变、议论奇纵融通擅长，其在典故运用、音声锤炼、辞采敷配，在叙事、抒情、写景等众多方面，都取得了不凡的艺术成就，但灵活多变的句式是袁式骈文最具个性也最为关键的结构要素，奇纵融通的议论则是袁氏骈文最鲜明也最成功的表达方式。它们普遍地渗入在《小仓山房文集》的绝大部分篇章中，而且两者是相辅相成，一体发力。由此，便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袁枚骈文以意统文、以气驭文、整散并用、流丽浑脱之特点的形成；而具有这样特点的骈文，抑扬跌宕、精力贯注，其神王、其气充，无疑是具有很高艺术成就的佳作。

袁枚骈文总体成就卓越，文学史地位崇高，如吴鼒即将袁氏推为清前期骈文八大家之一，就连桐城派巨擘姚鼐在论及袁氏骈文时，也说其“能自发其思，通乎古法”；而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则将袁枚视为清代骈文“博丽派”的一位代表作家，台湾学者张仁青又将袁枚视为“宋四六派” 的代表作家之一，并赞其骈文“鹤翥龙惊，奇想天外，飞辩骋辞，溢气坌涌，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悉为达之，以才运情，使笔如舌，诚词人中之孑然者”。就文学史影响而言，从清中叶以至民初的近两百年间，推崇、讽诵、效仿袁文者难以计数，单是《小仓山房外集》的笺释、校注就有石韫玉、黎光地、魏大缙、王广业、魏茂林、周绂堂等多家，可见其文学影响力之巨大、深远。要之，袁枚称得上是清代骈文史上无可争议的一位大家，《小仓山房外集》也称得上是一部独标高格的经典之作。

评论

袁枚的《随园诗话》可以感受到他对于批评文体所承载的承上启下之功效，作为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和广泛的一部著作，《随园诗话》有着其鲜明的时代特色。《随园诗话》以袁枚的“性灵说” 诗学主张为根本，其中夹杂时事议论，一方面直接发表议论，宣扬“性灵说”，一方面并大量采录当代有名或无名诗人的性灵诗作印证他“性灵说”理论，使诗话兼具诗选的因素。此外袁枚事无巨细的写作方式，让原本只是阐述诗学观点的诗话体增添了记事的成分，其在诗论的过程中更多的加入了对当时文人诗坛奇闻异事的描述，增添了更多的文学性，这在历朝历代的诗话体创作中堪称阔斧横刀式的创举。

袁枚几乎无一遗漏的继承了前人所有的文学批评样式，并融入了自己的别出心裁之举，其传承体裁之全面，创新之深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堪称第一人。

园林

袁枚所处的中国古典园林的成熟后期是一个集大成的终结阶段。前代许多优秀的造园理论通过各种园林实体和园林专著得以流传下来，袁枚博览山水佳园，其个人园林思想必然受到以往各种园林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在随园建造中，他又能根据实际情况对园林设计作因地制宜的调整，在继承中有发展，在发展中求创新。

袁枚在设计随园时，力求实现“壶中天地”、“须弥芥子”的最高境界。随园是文人园林中规模较大者，其所纳之景比一般园林更丰富。单《随园二十四咏》中就涉及24处景观，兼具自然与人文，两者相得益彰。不仅如此，袁枚还依照四时、天气的变化，设计了各具特色的景致，宜四季、宜晴雨，是袁枚为“壶中天地”赋予的新内涵。

除了容纳天地四时之景外，袁枚还对自己的园林寄托了首丘之思。袁枚在修整园林时有意仿西湖诸景，使 “居家如居湖，居他乡如故乡”。不仅成为人工仿造自然景观的成功案例，也为随园增添了更深刻的情感内涵，即袁枚对故乡的思念之情，通过园林思想以园林景观的形式得以表现，是袁枚对“壶中天地”思想的又一发展。

此外，在园林中营造坟茔生圹，也是袁枚园林思想的一大创新。据《随园六记》载，袁枚于乾隆三十四年在园西建造坟茔安葬其父，同时又在父亲的茔旁建造了自己、妻子、妾、仆婢的生圹，目的是使妻随夫、妾随妻、仆随主，各人死生皆有所随。至此，袁枚“壶中天地”又兼及了宇宙生死这一永恒的命题。袁枚将前代的园林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开发，使园林的意义与天地、四时、人情、生死都发生了外在与内在的联系，升华了“壶中天地” 的思想和情感内涵。

袁枚的园林艺术思想以顺随自然与君子比德思想相统一为总体指导方针，既有对前代园林理论的辩证继承，又能结合其园林实践和治学经验发展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园林艺术思想，表现出与清中叶园林艺术相一致的集大成的时代特征。作为园林设计与鉴赏大家的袁枚，不仅为园林建设提出了许多较为先进的造园理论，而且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将其保存下来。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上，袁枚的随园一直是可供后代园林建造者学习与借鉴的范本。童隽教授就根据袁枚族孙袁起摹绘的《随园图》作出了随园的复原平面图。随园及袁枚的园林文学作品在园林建设方面的价值之大和影响之深也许是连袁枚本人也始料未及的。

饮食

袁枚有中国古代“食圣”之誉。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上，全面系统而深入地探讨中国烹饪的技术理论问题，应该是从袁枚开始的。《随园食单》在中国古代食书著述史上，集经验、理论大成而又影响卓著，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饮食圣经之誉，代表了中国传统食学发展的最高水准。《随园食单》从烹饪技术理论出发，从采办加工到烹调装盘以及菜品用器等，都作了详尽的论述，并对当时国内很多地区的美食进行点评鉴赏，这本书是一本划时代的烹饪典籍。因此，袁枚不仅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食鉴赏家。

林语堂先生曾用英文向西方世界评介袁枚：“伟大的诗人和学者袁枚写了厚厚的一本书来讨论烹饪方法。”袁枚认为：“学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袁枚有立食为学的明确目的，并为之孜孜努力，正如他自己所标榜的：“平生品味似评诗，别有酸咸世不知。”

袁枚身为清代文坛性灵派主将，强调诗味真实自然、自我适意却又不乏超然韵致与生趣的文学思想与审美意识。袁枚写诗作文为人均是推崇性灵，标扬自我，重味中之旨，在袁枚这里，论诗与论味、治味与治诗，在哲学美学精神上也是相通的。袁枚十分留心各种饮食的特点和烹饪技术，为了追求美味，他在每家吃饱了饭，都会派遣家厨去学习菜方，并作集保存，“四十年来，颇集众美。”《随园食单》也因此成为饮食烹饪文化史上一部体大虑周的重要著作。

《随园食单》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理论，包括“须知单”和 “戒单”，这部分内容重点体现了作者的食馔审美思想；第二部分是菜谱，包括海鲜单、江鲜单、特牲单、杂牲单等十二个方面，但没有一般菜谱的枯燥与流水线化，此部分也也得滋味盎然。第一部分，精要独到、生动深刻、系统完备地阐述了饮食理论和厨事法则，是中国古代食学理论和饮食思想的历史性总结。其他诸“单”所记载的三百几十种精致肴馔、名茶美酒等，均确记原料、制法、品质、由来，时间跨度从元末至清中叶，地域范围以下江地区为主，至今仍极具参考意义。

袁枚自认其学术生涯和成就相当一部分是食学，甚至说自己的食学成就不在诗学成就之下。袁枚认为人生与国家大事莫过于饮食，他视高层次的饮食生活为一种艺术化境界，肴馔的制作也能够并且应当追求极致化结果，需要他这样的美食行家与“良厨”的共同努力。袁枚认为“作厨如作医”，达到艺术化操作境界的肴品制作，不是一般意义的厨师烧菜，而是如治国、治军一样的“治菜”。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知己难，知味尤难”。

袁枚的食学成就为他所创造的十个“第一”：公开声明饮食是大学问；把饮食作为安身立命、益人济世学术毕生研究并取得了无与伦比成就；把人生食事提高到享乐艺术的高度；为厨师立传；得到社会承认“味许淄渑辨”的专业美味鉴评家身份；系统提出“戒耳餐”“戒目食” “戒暴殄”“戒纵酒”“戒强让”“戒落套”等一系列文明进食戒律；提出了厨师规范；倡导科学饮食；公开宣称自己“好味”，与道统强化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圣训直接违抗；将“鲜味”认定为基本味型 “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所有这些，袁枚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首倡者。

姚鼐：君古文、四六体，皆能自发其思，通乎古法。于为诗尤纵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悉为达之。士多效其体，故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袁随园君墓志铭》，录自《惜抱轩文集》卷一三）

王昶：①三十年中，扫门纳履，为向来名人所未有。才华既盛，信手拈来，矜新斗捷，不必尽遵轨范。且清灵隽妙，笔舌互用，能解人意中蕴结。然谢世未久，颇有违言。②盖子才游履所至，偶闻名公卿可喜可愕之事，著为志传，以惊爆时人耳目，初不计信今传后也。（《蒲褐山房诗话》，录自《湖海诗传》卷七）

洪亮吉：通天老狐，醉辄露尾。（《北江诗话》））

孙星衍：先生有吏才，通达政体，而议论务出于宏厚，虽不竟其用，亦一代循吏也。退而惜以文自见，然其成就有足观焉。（《故江宁县知县前翰林院庶吉士袁君枚传》，摘自《碑传集》卷一○七）

尚铬：苕生有生吞活剥之弊，而子才点化胜之。云松有夸多斗靡之弊，而才子简括胜之。子才专尚性灵，而太不讲格调，所以喜诚斋之镂刻，而近于词曲。”“子才律诗往往不对，盖欲上追唐人高唱也，然失之率易矣。子才古文自是侯朝宗以后作者，近人因其诗之纤巧，并诋其文，恽子居至以猖狂无理斥之，皆非乎心之论。（《三家诗话·三家分论》）

朱庭珍：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专法香山（白居易）、诚斋（杨万里）之病，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聪明，谐谑游戏为风趣，粗恶颓放为豪雄，轻薄卑靡为天真，淫秽浪荡为艳情，倡魔道妖言，以溃诗教之防。一盲作俑，万瞽从风，纷纷逐臭之夫，如云继起。因其诗不讲格律，不贵学问，空疏易于效颦。其诗话又强词夺理，小有语趣，无稽臆说，便于借口。眼前琐事，口角戏言，拈来即是诗句。稍有聪慧之人，挟彼一编，奉为导师，旬月之间，便成诗人；钝根人多用两月工夫，亦无不可。于彼教自雄，诚为捷径矣。不比正宗专门，须有根柢学力，又须讲求理法才气，屡年难深造成功，用力之久且勤。是以谬种蔓延不已、流毒天下。（《筱园诗话》卷二）

昭裢：随园先生，天姿超迈，笔法精粹，古文尤为卓作，予深佩之。惟考订实非所长，其诗话、随笔中，错误不一而足。（《啸亭续录》卷四《随园先生》）

严迪昌：袁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业诗人。（《清诗史》）关于袁枚的个性，总之一言为“不耐”。他不耐学书，字写得很糟；不耐作词，嫌必依谱而填；不耐学满语，乾隆七年（1742年）庶吉士散馆，以习满文不合格放任知县；不耐仕宦，乞养时年仅33岁，后再铨选知县，未及一年复归。

李圣华：袁枚欲做专业的诗人，理想近于明诗第一大家高启，含毫伸牍，“但好觅诗句”，“与其嗜世之末利，汲汲者争骛于形势之途”者绝异。做专业诗人是一种很高的人生理想，蕴含着不同流俗的价值追求。求仁得仁，袁枚成为清诗史上独具个性的一代大家。

陈长吟：袁枚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及时的抉择，如果在官场上继续混下去，把知县当到老，又能怎样？走仕途，混不到个省部级，都是芝麻官儿。说不定遇个变局，还有牢狱之灾。袁枚的长寿，就在于他的自由和随意，做人不必阳奉阴违，不必违背良心迎上欺下。不必用尽心机搞阴谋，一天到晚心里紧张。告别了官场上的袁县令，才有了文坛上的袁才子。这是个人的选择，是智慧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西安晚报》）

石韫玉：觉其鲸铿春丽，怪怪奇奇，真天地间别是一种文字。刘舍人所谓树骨训典之区，取材宏富之域，殆庶几焉！（《袁文笺正序》）

李英： （袁氏骈文）古藻缤纷，大气旋转（袁文辞采古雅浓丽，气势沉厚流转），足冠一朝。（《小仓山房外集》序）

陈宝琛：（袁文）有俶诡雄奇之态，多磅礴凌厉之观。（许贞干《八家四六文注》序）

刘麟生：①袁枚之笔，流丽生动，喜杂以议论。②子才之文，世人多以放纵目之。要其笔致流利，亦如其诗也。（《中国骈文史》）

冬子津：随园先生是乾隆年间享誉最高的诗人。对于诗，有人讲格调，有人讲神韵，袁枚则讲性灵。说禅理均障，皆远性情。讥诗不摇荡性灵，则“蛤蟆繁声，无礼取闹”，“生客阑入，举座寡欢”。性灵是在泥沼中仰望星光，俗人信仰基督，就是希望能在泥胎中被浇灌他的灵。性灵需要天才，皓首穷经不是本钱。然而有性灵，不见得同时有气魄，比起东坡，袁枚还属于“和记小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