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运城市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后世追认）。他集政治家、学者、诗人于一身，以主持编纂《资治通鉴》名垂青史，被称为“史学巨擘”；又以反对王安石变法、倡导保守治国闻名，是北宋新旧党争的核心人物。其诗文明白晓畅、质朴深沉，既有史家之严谨，又具儒者之悲悯，代表作《训俭示康》《客中初夏》等传诵千古。宋哲宗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后世尊其为“司马温公”。
1. 少年早慧与科举入仕
司马光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出身官宦世家，父司马池为兵部郎中。幼年以“砸缸救友”事迹闻名，七岁听讲《左传》，过目成诵。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初授奉礼郎，后任苏州判官、武成军判官等职。庆历六年（1046年），父丧丁忧期间闭门著书，完成《十哲论》《四豪论》等早期史论。
2. 谏官生涯与学术奠基
- 直言敢谏：皇祐三年（1051年）任馆阁校勘，后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任内弹劾权贵、整顿吏治，如奏请罢免“国丈”张尧佐，主张“为政以德”“节用爱民”。
- 史学积累：嘉祐六年（1061年），进献《历年图》五卷，梳理战国至五代历史脉络，为《资治通鉴》编纂奠基。治平三年（1066年），向英宗呈《通志》八卷（即《资治通鉴》前身），获准设书局编纂，邀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学者参与。
3. 新旧党争与退居洛阳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新法，司马光以“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为由激烈反对，与王展开“萧曹画一之争”。因政见不合，自请外放，任永兴军知军、西京御史台等职。元丰元年（1078年）退居洛阳，潜心修史，十五年完成《资治通鉴》。其间筑“独乐园”，与文彦博、富弼等结“耆英会”，成为保守派精神领袖。
4. 元祐更化与晚年执政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起用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副相），次年拜尚书左仆射（宰相）。他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恢复旧制，但因操之过急引发争议。元祐元年（1086年）病逝于相位，享年68岁，京师罢市凭吊，送葬者逾万人。
1. 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 编纂历程：历时19年，参考322种史料，成书294卷，记载战国至五代（前403年－959年）1362年历史，为中国首部编年体通史。
- 史学创新：
- 创立“考异法”，辨析史料真伪，开创实证史学先河。
- 首创“臣光曰”史论体例，寓褒贬于叙事，如评商鞅“刻薄少恩”，论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 注重经济、文化、民族关系记载，突破“帝王家谱”传统。
- 历史地位：被誉“史学双璧”之一（与《史记》并称），朱熹称其“学者不可不读”，毛泽东曾批注17遍，称其为“治国教科书”。
2. 政治实践与思想
- 保守治国：主张“守内虚外”，反对激进变法，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
- 民生政策：任地方官时推行“青苗法”改良版（后反对王安石版本），在河东路减免赋税、兴修水利。
- 荐才育才：提拔苏轼、程颐等人才，创办“涑水书院”，提出“德才论”：“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
3. 文学创作
- 诗歌成就：
- 咏史诗深沉厚重，如《五哀诗·晁错》：“七国连兵诛晃错，九泉谁与问孤忠？”
- 山水诗清新自然，如《客中初夏》：“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
- 哲理诗凝练警策，如《闲居》：“故人通贵绝相过，门外真堪置雀罗。”
- 散文贡献：
- 政论文逻辑严密，《谏院题名记》强调谏官责任：“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
- 家训散文影响深远，《训俭示康》倡俭戒奢：“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入选后世启蒙教材。
4. 学术与教育
- 注释《太玄经》《扬子法言》，推动儒学与玄学融合。
- 提出“史学四长”标准：才（文采）、学（知识）、识（见解）、德（史德），影响章学诚《文史通义》。
- 制定《书仪》《家范》，规范士族礼仪与家庭教育。
1. 古代评价
- 苏轼：“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其清如水，其直如矢。”（《司马温公行状》）
- 王安石：“司马君实，君子人也，唯迂阔不知变通。”（《与王介甫书》）
- 朱熹：“温公可谓知、仁、勇三者兼备，然其学颇不纯，杂有申韩之学。”（《朱子语类》）
- 清康熙帝：“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叙君臣事迹详明，可为后世法戒。”（《御批资治通鉴纲目》）
2. 近现代评价
- 梁启超：“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新史学》）
- 钱穆：“司马光不仅是史学家，更是北宋士大夫理想人格的典范。”（《国史大纲》）
- 陈寅恪：“《通鉴》取材详备，叙事简净，熔裁百家，自成一体，实吾国史学之瑰宝。”
司马光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多维丰碑”：作为史学家，他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使命感，铸就《资治通鉴》这座史学昆仑；作为政治家，他在改革与守旧的思想激荡中，坚守儒家理想主义的治国之道；作为文学家，他以平实文风承载深邃哲思，为宋文“平易畅达”风格奠定基调。尽管后世对其政治选择褒贬不一，但其“务实求真的史学精神”“清正廉洁的士人风骨”“以史资治的文化情怀”，始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遗产。今日重读《资治通鉴》，不仅为观照历史兴亡，更应体悟司马光所倡“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永恒智慧——在变革与传承的辩证中，寻找文明赓续的真正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