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年），高适出生。

　　朝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高适二十岁。于是年前后到长安，后客游梁宋，遂定居宋城（今河南商丘），躬耕取给。自此时起至开元十九年（731年），一直居宋中。

　　唐朝开元十九年（731年），高适二十八岁。是年起至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北游燕赵，先后欲投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李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幕府。作有《信安王幕府》、《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别》、《真定即事奉赠韦使君二十八韵》、《赠别王十七管记》及《塞上》、《蓟门五首》等诗。

　　唐朝开元二十三年（735年），高适三十二岁。应征赶赴长安，落第。

　　唐朝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高适三十三岁。有《淇上别业》、《酬陆少府》、《自淇涉黄途中作》等诗。

　　唐朝开元二十六年（738年），高适三十五岁。返宋中。作《燕歌行》。自此时至天宝七载（748年），一直居于宋中。其间曾游魏郡、楚地等，又曾旅居东平等地。

　　唐朝玄宗天宝八年（749年），高适四十六岁。为睢阳太守张九皋所荐举，应有道科，中第，授封丘尉。

　　唐朝天宝九年（750年），高适四十七岁。是年秋，北使青夷军（属范阳节度使）送兵。

　　唐朝玄宗天宝十年（751年）春事毕，南归。有《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送兵到蓟北》、《自蓟北归》等诗。

　　唐朝天宝十一年（752年），高适四十九岁。辞封丘尉，客游长安。秋冬之际，担任凉州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任掌书记。

　　唐朝天宝十四年（755年），高适五十二岁。十二月，拜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关。

　　唐朝天宝十五年（756年），高适五十三岁。六月，安禄山叛军攻陷潼关。高适随玄宗至成都；八月，擢谏议大夫。十一月，永王璘谋反。十二月，以高适为淮南节度使，讨伐永王璘。

　　唐朝肃宗至德二年（757年），高适五十四岁。讨平永王后，又受命参与讨安史叛军，曾救睢阳之围。

　　唐朝至德三年（758年），高适五十五岁。因敢于直言，贬官太子詹事。

　　唐朝乾元二年（759年），高适五十六岁。五月，出任彭州刺史。

　　唐朝上元元年（760年），高适五十七岁。改任蜀州刺史，直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初。

　　唐朝代宗广德元年（763年），高适六十岁。二月，迁任剑南节度使。十二月，松、维、保三州等地为吐蕃所陷，高适不能救。

　　唐朝广德二年（764年），高适六十一岁。春，高适为严武所代，迁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进封渤海县侯。

　　唐朝永泰元年（765年），高适六十二岁。正月，高适卒。赠礼部尚书。留有《高常侍集》等传世。

政治

高适在谏议大夫任上，尽职尽责。宰相房琯建议唐玄宗以诸王分镇天下，高适切谏不可。因为这样最易造成诸王拥兵割据，非但不利于平定安史之乱，还会导致诸王内讧，国家分裂。昏馈的唐玄宗，竟听信了房琯之计。很快，到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握四道兵、封疆数千里的永王李璘就据金陵反，正如高适所预料。唐肃宗很欣赏高适的政见，急召高适商量平叛对策。高适详陈江东形势，断言李璘必败，请唐肃宗不必忧虑。唐肃宗“奇其对”，当即任命高适为淮南节度使，统兵参与平叛。高适进军之前，先向金陵一带发布檄文，命当地“将校，绝永王，俾各自白”，以分化叛军。高适当年十二月出兵，次年（757年）二月，叛乱即被平定。 

乾元二年（759年），蜀中动乱，高适相继改任蜀州和彭州刺史。高适发现，唐玄宗此前将剑南一道，分置东、西川两个节度使，致使百姓疲于调度，摇役不均，是“以弹丸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安史之乱未平，而“蜀人又扰，则贻朝廷忧”。高适力谏纠正，唐肃宗不听。上元二年（761年），梓州副使段子璋反，高适率彭州州兵，从西川节度使崔光远斩之。崔光远的牙将花警定却乘机大略东蜀。唐肃宗怒免崔光远的节度使之职，任高适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又反，高适将其击破，剑南悉平。与剑南接境的吐蕃，乘唐王朝遭遇安史之乱，不断入侵，既攻陷陇右，又骚扰京畿。高适练兵于蜀，率之逼压吐蕃南境，欲加以牵制。但终因实力悬殊，师出无功。 

文学

诗歌

高适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现实性较强。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边塞诗

高适三次出塞，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把边塞诗的创作推向高峰，成为盛唐边塞诗的领军人物。高适的边塞诗，多数写于蓟北之行和入河西幕府期间。前两次出塞，高适并没有真正参军，对军旅生活缺乏深切的体验。但高适较强的忧患意识，使他十分关注士卒的苦难，以政治眼光分析边防问题，提出见解。这时作品主要有《塞上》《蓟门五首》《送兵到蓟北》《燕歌行》《使清夷军入居庸三首》等。 

高适到河西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幕，正式开始了军旅生活。他再次以政治家的眼光直面现实、深入思考。诗歌慷慨激昂，充满了报国安边的壮志豪情，歌颂着将士们奋勇杀敌的爱国之情，对将士们满怀怜惜和同情。在河西的作品主要有《塞下曲》《九曲词三首》《河西送李十七》《武威同诸公过杨七山人》《和窦侍御登凉州七级浮图之作》《入昌松东界山行》《送白少府送兵至陇西》《金城北楼》《送浑将军出塞》《部落曲》《塞上听吹笛》等。 

元代的陈铎在《诗谱》中说：“高适诗尚质主理”。所谓“主理”，是指高适以政治家的眼洞察世事、冷静观察，以社会责任感深入思考，诗作反欧面广阔、题旨深刻；所谓“尚质”，是指其边塞诗语言浑厚质朴，不假雕饰；多直抒胸臆，或多夹叙夹议。 

①主理

高适的边塞诗“主理”，以政论笔调反映边塞生活的所见所闻和冷静的思考，反映面广，思想内涵丰富，主旨深刻。 

“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塞下曲》）“长策须当用，男儿莫顾身”，“浅才登一命，孤剑通万里”，“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报国安边的豪情壮志，积极进取的乐观精神，渗透对将士为国奋战的颂扬中，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铁衣远戍辛勤久”、“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燕歌行》）歌颂保家卫国“破残贼”的将士们的爱国节操。《送浑将军出塞》描写边塞广漠奇险的战场和将士们的艰苦生活，歌颂了将士们浴血战斗、死节不顾身的英雄气概。表达了英雄主义的主题，洋溢着盛唐时代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燕歌行》），揭露了边将骄奢淫逸，不恤士卒，军中兵将苦乐不公。“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燕歌行》），抒发边帅轻敌失策边患难平的忧愤。“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燕歌行》），表达对征人久戍难归的忧愤和感慨。《蓟门作》从不同的生活侧面反映连年战争给戍边士卒带来的困苦，描写了军中将士苦乐悬殊的生活；《蓟门五首》揭露并痛斥边庭上“戍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的反常现象；《答侯少府》描绘“边兵如刍狗，战骨成埃尘”的悲凉场面，表达了对士卒的深切同情。“东出卢龙塞，浩然客思孤。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边尘满北溟，虏骑正南驱。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惟昔李将军，按节临此都。”写出了幽蓟一代边患深重的严峻事实，议论边策，指出与敌久战并非长策，“和亲”并非“远图”，追忆李广，表示任用良将镇抚边塞方为良策。 

②尚质

高适的边塞诗语言质朴，不假雕饰，浑厚典雅，“暗淡之内，古意犹存”。现实主义的白描，为抒发作者的思想情感服务是高适边塞诗的主要特色。高适注重诗歌的思想内容和篇章结构的完整，以白描的手法来描写现实，语言质朴，达意即可。高适的《燕歌行》写军容“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写出征军气势浩大，用语简朴质实。

高适的边塞诗创作夹叙夹议，在叙写中抒发主观情绪和感受。《燕歌行》就是以夹叙夹议的手法写成，既有战争场面的叙述，也有议论性的主观看法和感慨。在叙写中表达作者的感叹和忧愤，谴责边塞将帅不体恤兵士的行为。高适的边塞诗不注重边塞风光的描写，即使有也是为抒情做铺垫，也是触景生情。如“边城十一月，雨雪乱霏霏”，“积雪与天迥，屯军连塞愁”，“古镇青山口，塞风落日时。岩峦鸟不过，冰雪马堪迟”，描写积雪、塞风只是作为衬托，表达对军旅悲苦生活的感受。 

总之，高适以政治家的视角观察边塞军旅生活，其边塞诗“主理”，反映现实深刻，内涵丰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高适的边塞诗“尚质”，语言不假雕饰，浑厚质朴。高适的边塞诗笔力雄健，风格悲壮而沉郁苍凉。 

二、政治抒怀诗

纵观高适的政治抒怀诗，在他困守民间的前期诗作中，可以看到较为清晰的政治观点：在高适的心中，“天子垂衣方宴如，庙堂拱手无余议。苍生晏卧休征战，露台百金以为贵”才是理想的政治形态，他反对和亲，对朝廷“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政策表示不满；虽然身在江湖，长期不得志，“我惭经济策，久欲甘弃置”，但却仍然一心牵挂朝堂，“万事切中怀，十年思上书”，并以“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为目标，坦陈为百姓谋取福利才是自己的政治目标。正是因为确立了造福百姓的为政目标，因而在高适终于走上仕途，任封丘县县尉之后，他所感到的并不是官职在身的欣喜，而是“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身不由己的悲哀，强调自己绝不是委身风尘下，只为做官的人，终于辞去官职，奔赴河西。在河西哥舒翰幕下，高适看到了人生的曙光。边塞的生活虽然危险艰苦，但也是实现人生理想，进入统治阶层的捷径。事实果然同高适预料的一样，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对形势的正确认识，高适深得唐玄宗赏识，并委以重任，从此开始了十年达官的生涯。一直坚守的理想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高适深知机会的难得与珍贵，因此在他的后期生活中，切实地为治地的百姓做一些实事，尽可能地改善人民生活和平定战乱成为首要的任务，这一时期虽然诗歌创作数量急剧下降，但他为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应视为高适最为优秀的政治抒怀诗。 

三、咏史诗

高适的咏史怀古诗多借咏怀史事抒发失意的抑郁之情；借赞颂古时的良臣贤将表达积极入仕的崇高志愿；或借古讽今，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现象提出批判；而作于边塞的咏史诗大多通过对古时战事的分析感概，表述对于战争以及边塞政策的看法与意见；甚而在这一类诗作中体现出文学观。简言之，高适的咏史诗内容丰富，蕴含诗人的真情实感。从高适怀古感时，兴寄深长的咏史诗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历史时势，感受到高适对时事的无限感概和执着现实的满腔热情。 

四、田园诗

盛唐是田园诗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而高适也是盛唐田园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由于受当时积极进取的时代环境的影响加之高适特有的思想性格、人生经历，高适的田园诗有其独具特色的思想内涵：高适的田园诗除了经常会抒发对仕进功名的一往情深之外，还注意到了田家生活的疾苦，更重要的是他能将对农民疾苦的同情与自己济世安邦、效忠国家的远大志向联系起来。与同时代的田园诗相比，高适的田园诗具有直抒胸臆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萧瑟悲壮的独特艺术风格，但也有艺术上的不足之处。高适的田园诗多以积极进取的思想气质和昂扬的精神面貌取胜，其中很少有对自然景物体会入微的刻画，即使有写景的场面也多是以形取胜，并没有达到神似的地步，缺少神韵和气象。而王孟诗派的田园诗则写的极富美感，诗中绚丽的色彩，幽美的境界，能唤起人们新鲜生动的视觉感受。尽管高适的田园诗在艺术上存在着种种缺陷，但他的田园诗已经脱离了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重在回归自然的旨趣，为中唐以后流行起来的表现“田家苦”的诗歌开了先河。 

五、酬赠应答诗

高适本身交游颇广，有许多诗文往来的朋友，他亦自称“交游天下才，脱略身外事”，以诗歌作为友朋之间联络感情的方式在唐代又十分普遍，在这一社会氛围下，高适创作了大量的酬赠诗。在其全部诗歌创作中所占比例极大，数量上也远远多于边塞、咏怀之类的诗歌。高适的交游诗大体可分为送别、酬赠、游宴三类，其情感特征以悲为主基调，在不同时期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内容多是记叙具体的交游情况，辅之以抒情议论；手法上则以白描铺叙为主。高适作为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的交游诗创作比重在盛唐诗人群体中可以说是名列前茅的，其悲壮的诗歌风格，白描铺叙的表现手法以及具有讽时意义的内容视角，无不彰显着自身和时代的特点。他和同时代其他大力创作交游诗的诗人一起，共同推动了盛唐时期交游一诗的繁荣。 

后世影响

首先，高适的诗歌中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不仅直承陈子昂诗歌革新的主张，而且对于后来唐代诗歌发展到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创作高峰、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因此、高适在唐代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次，高适和稍晚的岑参为首，加上王昌龄、李颀等人组成的边塞诗派，不仅大大地开拓了诗歌的创作领域，而且取得了边塞诗发展史上的辉煌成就，为盛唐诗坛增添了极大的光彩。

文

高适现存文十六篇，分别为《为东平薛太守进王氏瑞诗表》《谢封丘尉表》《陈留郡上源新驿记》《后汉贼臣董卓庙议》《送窦侍御知河西和籴还京序》《绣阿育王像赞》《樊少府厅狮猛赞》《谢上淮南节度使表》《贺安禄山死表》《罢职还京次睢阳祭张巡许远文》《谢上彭州刺史表》《西山三城置戍论》《谢上剑南节度使表》《贺斩逆贼徐知道表》《请入奏表》《贺收城表》。这十六篇文中，向朝廷所进之“表”九篇，论、议文两篇，赞两篇，其他三篇。 

在高适现存文中，以“表”为最多，因受职向朝廷所进谢表即有四篇。从这些表中，可以了解到高适坚定的政治抱负和为国为民尽责的决心。首先是高适官拜淮南节度使时，他在《谢上淮南节度使表》中除了表示自己对朝廷授予官职的感谢外，还表明愿为了国家的安定竭尽全力、不惜牺牲，并具体阐明了自己的职责规划。与《谢封丘尉表》不同，高适在受封淮南节度使后所写的谢表不再仅仅表明自己对朝廷的感激之情，而是更多地阐述对节度使一职具体职责的认知和自己就职后具体工作的设计。这时的高适已度过了一段时间的官场和军旅生活，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巨变，对国家和社会有了更加强烈的责任感，同时也具备了为国为民作出贡献的条件，因而这时所写的谢表更为具体实用，也更能体现高适的政治才能和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所具有的卓越才能。 

宝应二年，高适以六十四岁之龄就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摄东川节度使，作《谢上剑南节度使表》。此文首先强调蜀地于国家之重要，称剑南节度使之职须皇帝授予有才干并极信任之人，而自己在淮阳、彭蜀二地为官并未有突出成绩，却被授予如此重要之官职，感此恩德竭力不辱使命。在表明了对皇帝信任的感激和自己受任的惶恐后，高适以年老才浅为由，希望皇帝另择有才之人镇守剑南，允许他“归侍丹阙”。最后，高适再次表明愿竭力忠于职守，为国为民分忧。这一篇谢表充分写出了高适对蜀地战略位置之重要、对所受官职责任之重大的认知，从而突出了高适对统治阶级给予自己的信任所表示的由衷感谢，以此顺承对皇帝、对国家的忠诚之意，合情合理，令人信服。之后，高适以年老为由希望解除外职回到京城，夸赞皇帝能够“天高听卑，下情上达”，是寄望得到皇帝体谅，得以归京，在文章最后述自己治内军府、赋税之事，重申自己愿为皇帝、为百姓分忧解难之心，意即虽渴望得到皇帝体谅得归京城，但并不会以此疏于职守，只要在任上，就定然全心全意，竭尽所能。全文有情有理，无需赞言已将个人意愿与对国家的忠心全盘托出，顺情顺理，使人丝毫不感牵强虚假之意，虽然只是得授官职后依例所作之文，却条理明晰，感情真挚，体现了高适成熟的政治体察力和优秀的作文能力。 

除了上述四篇谢表，高适所作之《为东平薛太守进王氏瑞诗表》《后汉贼臣董卓庙议》《贺安禄山死表》《西山三城置戍论》《贺斩逆贼徐知道表》《请入奏表》《贺收城表》等七篇文章皆为上奏朝廷之文，从中可见高适的许多政治观点及其政论文之特色。 

《贺安禄山死表》《贺斩逆贼徐知道表》《贺收城表》三文为贺表。《贺安禄山死表》作于安禄山被杀后，另二表均为徐知道事而作。这三篇文章虽然都很短小，是目的性与实用性较强的文体，但条理明晰，清楚表明了高适的政治观点，为后人了解其思想抱负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高适对反叛之臣的痛恨不仅针对与其同时的安禄山和徐知道等人，对历史上的叛逆臣子，高适也是痛加斥责，毫不留情的。杜甫将安禄山与董卓作比，高适则针对当时民间淫祀董卓之风，作有《后汉贼臣董卓庙议》一文，痛斥董卓。要求焚毁淫祀董卓的庙宇，取缔这一不当风气。文章气势充沛，对董卓的批判极尽慷慨，使人读之气愤填膺，意气激荡。 

《西山三城置戍论》是高适任彭州刺史时根据任地具体情况所上之政论文，主张合东、西川为一道，罢西山三城之戍，从此文中亦可得知高适为政之重民和对治地形势之深刻了解。 

高适一方面为百姓争取较为宽松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主张以德治教化为本，导民向善，《为东平薛太守进王氏瑞诗表》一文对回文诗的记载对后世的研究多有裨益，更突出的是，对于诗作，高适看重的是其中“祥瑞之气”和教化百姓的作用，与其《绣阿育王像赞》一文中体现的高适对于宗教的态度相映相符。这两篇文章集中体现了高适对于文学、宗教教化作用的重视，是从治国治民的需要出发对文学和宗教加以要求，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政论文，却同样体现着高适作为政治家诗人所特有的时刻从政治要求出发对事物进行观照的特点。 

另一篇政论色彩较为浓厚的文章是《送窦侍御知河西和籴还京序》。文章短小简洁，在夸赞窦侍御的功绩同时，提出如何有效使用收受粮税，也是一篇体现了高适政治观点的散文。 

与这些文章相比，《樊少府厅狮猛赞》和《罢职还京次睢阳祭张巡许远文》二文则或托物言志，或叙事以抒情，在高适现存文中别具特色。 

《樊少府厅狮猛赞》乃为咏樊少府厅中狮子像而作，高适对狮子威风的种种极尽能事的描写，都是为了以狮子衬托樊公之雄风，樊公的英雄气概经前文铺垫形容，至结尾方始点出，语风劲峭而短小精悍，虽寥寥数行却使人印象深刻，深为所动。 

《罢职还京次睢阳祭张巡许远文》是高适叙事以抒情的名篇。高适于罢职还京途中作此祭文，将自身遭际的无穷感慨，与对张巡、许远不屈抗战却得不到援助，最终慷慨就义的无限哀悼融为一体，化而为文，情真意笃。满篇以悲愤之情描写睢阳守城军民的艰苦卓绝与他们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节，以一城存亡之惨烈宏赞张、许二人于国家危难之际不惧牺牲之精神，可歌可泣。这是高适对张巡、许远最为真挚的哀祭，更是他于乱世中历尽沧桑而发的感叹，寄寓了强烈的悲愤之情，感人至深。 

从现存十六篇文中可见，高适作文涵盖表、赞、序、论、议、记等多种文体，内容亦涉及国家政治形势、具体施政方针、个人仕途遭际、情感流露，对民间文学、宗教的态度等多个方面，且均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 

辞赋

高适的辞赋传世的仅有三篇，分别为：《双六头赋送李参军》《奉和鹘赋》《东征赋》，分别为送别励志、咏物言志、怀古感时之作，从三篇赋作可以略窥高适辞赋创作的一些特点。 

《双六头赋送李参军》借咏双陆送李参军。赋开篇描画双陆，最后引入正题，擅于双陆的李参军思敏行捷，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机会的时候也一定能够把握，从此创一番事业，一呜惊人。通过对游戏规则和投入程度的描述，引出对志同道合、共同游戏的朋友的了解和信任，进而对朋友的前途满怀信心，以此来加以鼓励。以小小棋盘喻人生，以游戏中的智慧对决见人品，将游戏场面写得紧张激烈又趣味横生，文章虽短而颇有谐趣。而文中对双陆的详细描写也为后世研究唐代双陆游戏提供了重要资料，使此文具有双重价值。

《奉和鹘赋》是一篇咏物言志的佳作。乃是为李鲨《鹃赋》所感，叹息自己沉沧民间之遭遇，故为此作。文章开头便极言鹘之形状气质，“头小而锐，气雄而逸”的鹘有着沉着镇定、灵活敏锐的个性特征。鹘能冲天而飞，更勇猛善战，飞鸟走兔都是它爪下猎物。如此英勇雄逸的鹘，所希望的是得人赏识、为人所用。纵然雄姿难匹，然所愿者不过从君之令，为君所使j。这可以视为高适的自我表白，称自己满腹才华，只求得到在上者赏识，得效犬马之力。然而就是这样的鹘，却空有傲人的本领和豪爽磊落的胸襟，志向却无处施展。此赋名为咏鹘，实则是高适以鹘自许，借鹘抒情的自述之作。诗人空有一腔报国的热情和满腹才华，却为时所弃，始终得不到赏识和重用，又不愿意放下傲骨，与碌碌之辈相争比。因作者皆以亲身经历与感受作文，故而全篇一气贯注，虽为咏物之作，却是“直抒胸臆”，感人至深。 

《东征赋》作于天宝三载，高适“自睢阳经郴县、符离、灵壁、彭城、泗水、盱眙、淮阴而至襄贲（涟上）为止，未及南楚，故曰东征”。高适在此赋中记录了所经之地的风光景物，更多的则是对游历之地令人想起的诸多历史人物所生发的感慨。从高适在赋中流露出的对历史人物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他所钦慕的是以雄才大略成就一番伟业的英雄，是辅佐帝王建立万世基业的良臣，那些荒淫暴虐的亡国之君和不能忠于君主的逆臣都是他批判的对象，由此高适鲜明的政治观尽数呈现，不言而喻。《东征赋》的价值不仅在于体现出了高适的政治观点，还在于其中对景物的描述，与作者的情绪起伏相映衬，烘托出诗人的情感，增加了动人的色彩。

高适的辞赋虽然存世极少，仅有三篇，但或借游戏之笔鼓励友朋，或以咏鹘自喻，或于羁旅途中感古怀今，题材各不一致，文风亦颇多样，文中多贯注强烈的个人感情，无论是直抒胸臆之作，还是写景叙事，皆气势流注，挥洒自如，笔势浩荡，读来极为感人，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 

唐代文学家殷璠：评事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至如《燕歌行》等篇，甚有奇句。（《河岳英灵集》卷上）

五代后晋史学家刘昫、赵莹等：①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②适负气敢言，权幸惮之。③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然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累为藩牧，政存宽简，吏民便之。……其《与贺兰进明书》，令疾救梁、宋，以亲诸军；《与许叔冀书》，绸缪继好，使释他憾，同援梁、宋；《未过淮先与将校书》，使绝永王，各求自白，君子以为义而知变。而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④张镐国器，适、璀儒风。（《旧唐书》） 

北宋文学家宋祁、欧阳修等：适尚节义，语王霸衮衮不厌。遭时多难，以功名自许，而言浮其术，不为搢绅所推。然政宽简，所涖，人便之。年五十始为诗，即工，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新唐书》） 

南宋诗论家严羽：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沧浪诗话》） 

元代文学家吴师道：引时天彝评：高适才高，颇有雄气。其诗不习而能，虽乏小巧，终是大才。（《吴礼部诗话》） 

元代文论家陈绎曾：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唐音癸签》卷五引《吟谱》） 

元代诗人辛文房：少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便远。……负气敢言，权近侧目。李辅国忌其才。……适尚气节，语王霸，衮衮不厌。遭时多难，以功名自许。年五十始学为诗，即工，以气质自高，多胸腹间语。（《唐才子传》卷二） 

明代诗文家徐献忠：朔气纵横，壮心落落，抱瑜握瑾，浮沉闾巷之间，殆侠徒也。故其为诗，直举胸臆，模画景象，气骨琅然，而词锋华润，感赏之情，殆出常表。视诸苏卿之悲愤，陆平原之惆怅，辞节虽离，而音调不促，无以过之矣。夫诗本人情，囿风气，河洛之间，其气浑然远矣，其殆庶乎！（《唐诗品》） 

明代文学家王世贞：高、岑一时不易上下，岑气骨不如达夫遒上，而婉缛过之。选体时时入古，岑尤陟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一伏，取是而已，尤为正宗。五言近体，高、岑俱不能佳，七言，岑稍浓厚。（《艺苑卮言》） 

明代学者胡应麟：①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②古诗自有音节。陆、谢体极俳偶，然音节与唐律迥不同。唐人李、杜外，惟嘉州最合。襄阳、常侍虽音调高远，至音节时入近体矣。③常侍五言古，深婉有致，而格调音节，时有参差。嘉州清新奇逸，大是俊才，质力造诣，皆出高上。然高黯淡之内，古意犹存；岑英发之中，唐体大著。④高、岑并工起语，岑尤奇峭，然拟之宣城，格愈下矣。⑤高气骨不逮嘉州，孟才具远输摩诘，然并驱者，高、岑悲壮为宗，王、孟闲淡自得，其格调一也。⑥盛唐排律，杜外，右丞为冠，太白次之。常侍篇什空淡，不及王、李之秀丽豪爽，而信安王幕府三十韵，典重整齐，精工赡逸，特为高作，王、李所无也。⑦王、岑、高、李，世称正鹄。嘉州词胜意，句格壮丽而神韵未扬：常侍意胜词，情致缠绵而筋骨不逮。⑧达夫歌行、五言律，极有气骨。至七言律，虽和平婉厚，然已失盛唐雄赡，渐入中唐矣。⑨高、岑明净整齐，所乏远韵。王、李精华秀朗，时觉小疵。学者步高、岑之格调，含王、李之风神，加以工部之雄深变幻，七言能事极矣。（《诗薮》） 

明代诗论家许学夷：①唐人五七言古，高、岑为正宗。然析而论之，高五言未得为正宗，七言乃为正宗耳。岑五言为正宗，七言始能自骋矣。五言古，高、岑俱豪荡，而高语多粗率，未尽调达；岑语虽调达，而意多显直。高平韵者多杂用律体，仄韵者多忌“鹤膝”。……七言歌行，高调合准绳，岑体多轶荡。②五言律，高语多苍莽，岑语多藻丽，然高入录者气格似胜，岑则句意多同。③高、岑五言不拘律法者，犹子美七言以歌行入律，沧浪所谓“古律”是也。虽是变风，然豪旷磊落，乃才大而失之于放，盖过而非不及也。（《诗源辩体》） 

明代文学家胡震亨：①陈绎曾曰：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王、孟闲淡自得，高、岑悲壮为宗。②岑词胜意，句格壮丽，而神韵未扬；高意胜词，情致缠绵，而筋骨不逮。岑之败句，犹不失盛唐；高之合调，时隐逗中唐。③高适，诗人之达者也，其人故不同。甫善房琯，适议独与琯左。白误受永王磷辟，适独察璘反荫，豫为备。二子穷而适达，又何疑也。（《唐音癸签》） 

明代文学家钟惺、谭元春：钟云：唐人如沈宋、王孟、李杜、钱刘之类，虽两人并称，皆有不能强同处。惟高、岑心手如出一人，其森秀之骨，淡远之气，既皆相敌。古诗似张九龄、宋之问一派；五言律只如说话，其极炼、极厚、极润、极活往往从欹侧历落中出，人不得以整求之，又不得学其不整。（《唐诗归》） 

明末学者周珽：史称达夫五十始为诗，而能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出，好事者辄传布之。且言其性磊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于博奕，才情自远。今读其七言古诸篇，感慨悲壮，气骨风度绝然建一代旗鼓者，盛唐佳品，岂能多得？（《唐诗选脉会通评林》） 

明代文学家陆时雍：七言古，盛于开元以后，高适当属名手。调响气佚，颇得纵横；勾角廉折，立见涯涘。以是知李，杜之气局深矣。（《诗镜总论》） 

明末清初文学家贺贻孙：高、岑五言古、律，俱臻化境，而高达夫尤妙于用虚。非用虚也，其筋力精神俱藏于虚字之内，急读之遂以为虚耳。以此作律诗更难。如达夫《途中寄徐录事》云：“落日风雨至，秋天鸿雁初。离忧不堪比，旅馆复何如。君又几时去，我知音信疏。空多箧中赠，长见右军书。”“君又”“我知”等虚字，岂非篇中筋力，但觉其运脱轻妙，如骏马走坡，如羚羊挂角耳。且其难处，尤在虚字实对，仍不破除律体。太白虽有此不衫不履之致，然颇近古诗矣。（《诗筏》） 

清初诗论家叶燮：盛唐大家，称高、岑、王、孟。高、岑相似，而高为稍优，孟则大不如王矣。高七古为胜，时见沉雄，时见冲澹，不一色，其沉雄直不减杜甫。岑七古间有杰句，苦无全篇，且起结意调往往相同，不见手笔。高、岑五七律相似，遂为后人应酬活套作俑。如高七律一首中叠用“巫峡啼猿”“衡阳归雁”“青枫江”“白帝城”，岑一首中叠用“云随冯”“雨洗兵”“花迎盖”“柳拂旌”，四语一意；高、岑五律如此尤多。后人行笈中携《广舆记》一部，遂可吟咏遍九州，实高、岑培之也。（《原诗》外篇） 

清代诗人郎廷槐：问：高、岑似微不同，或高优于岑乎？（王士祯）答：唐人齐名，如沈宋、王孟、钱刘、元白、皮陆，皆约略相似，唯李杜、高岑迥别。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钟伯敬谓高、岑诗如出一手，大谬矣。（《师友诗传续录》） 

清代词人贺裳：钟氏曰：“……高、岑心手如出一人，其森秀之骨，澹远之气，既皆相敌。”余意亦终有别。高五言古劲浑朴厚耳；岑稍点染，遂饶秾色。高七言古最有气力，李、杜之下，即当首推；岑自肤立，然如崔季珪代魏王，虽雅望非常，真英雄尚属提刀人也。唯短律相匹，长律亦岑不如高。（《载酒园诗活又编》） 

清代学者沈德潜：①李、杜外，高、岑、王、李，七言古中最矫健。（《唐诗别裁集》）②高、岑、王、李四家，每段顿挫处，略作对偶，于局势散漫中，求整饬也。（《说诗晬语》卷上）

清代书法家方贞观：高适、李颀不独七古见长，大段气体高厚，即今体亦复见骨格坚老，气韵沉雄。（《辍锻录》） 

清代医家薛雪：前辈（指叶燮）论诗，往往有作践古人处，如以高达夫、岑嘉州五七律相似，遂为后人应酬活套，是作践高、岑语也。后人苟能师法高、岑，其应酬活套必不致如近日之恶矣。（《一瓢诗话》） 

清代诗人李重华：初学入手，求其笔势稳称，则王摩诘、高达夫二家乃正善学初唐者。少陵如《洗兵马》《古柏行》亦然，但更加雄浑耳。（《贞一斋诗话》） 

清代诗人黄子云：高、岑、王三家均能刻意炼句，又不伤大雅，可谓文质彬彬。（《野鸿诗的》） 

清代诗人乔亿：高、岑诗同而异：高诗浑朴，岑诗警动。（《剑溪说诗》卷上） 

清代诗人管世铭：高常侍豪岩感激，岑嘉州创辟经奇，各有“建大将旗鼓出井径”之意。（《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清代书法家翁方纲：高常侍与岑嘉州不同，钟退谷之论，阮亭已早辨之。然高之浑朴老成，亦杜陵之先鞭也。直至杜陵，遂合诸公为一手耳。（《石洲诗话》卷一） 

清代文学家洪亮吉：①孙可之、李习之、皇甫持正能为文而不能为诗，高、岑、王、李、李、杜、韦、孟、元、白能为诗而不能为文，即有文亦不及其诗。（《北江诗话》卷二）②高常侍之于杜浣花，贺秘监之于李谪仙，张水部之于韩昌黎，始可谓之诗文知已。（《北江诗话》卷六） 

清代文学家方东树：①王、李、高、岑别有天授，自成一家，如如来下又有文殊、普贤、维摩也。又如太史公外别有庄、屈、贾生、长卿也。（《昭昧詹言》卷十二）②高、岑奇峭，自是有气骨，非低平庸浅所及；然学之者亦须韵句深长而阔远不露乃佳，不然，恐不免短急无余韵，仍是俗手耳。（《昭昧詹言》卷十二）③高、岑二家，大概亦是尚兴象，而气势比东川加健拔。（《昭昧詹言》卷三） 

清末民国思想家宋育仁：高适达夫，其源出于左太冲，才力纵横，意态雄杰，妙于造语，每以俊言取致……。七古与岑一骨，苍放音多，排奡骋妍，自然沉郁，骈语之中，独能顿宕，启后人无限法门，当为七言不祧之祖。（《三唐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