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颢-诗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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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颢-诗榜
崔颢唐朝诗人
(约704年-754年),字不详,盛唐著名诗人,以《黄鹤楼》一诗名垂千古,被誉为“七律之祖”。
简介

崔颢(约704年-754年),字不详,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人,盛唐著名诗人,以《黄鹤楼》一诗名垂千古,被誉为“七律之祖”。他出身寒门,开元十一年(723年)进士及第,历任太仆寺丞、司勋员外郎等职,早年诗风浮艳,多写闺情,后游历边塞,诗风转为雄浑豪迈。其代表作《黄鹤楼》被严羽《沧浪诗话》推为“唐人七律第一”,传说李白登黄鹤楼见其诗而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旧唐书》称其“名重当时,然好酒色,娶妻唯择美者”,《唐才子传》评其“少年为诗,属意浮艳,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

1. 少年才名与科举入仕​

崔颢生于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年),早年居汴州,家世寒微。少年时以文才闻名,喜游侠纵酒,尤擅乐府诗。开元十一年(723年),二十岁中进士,授太仆寺丞,掌舆马厩牧之事。期间作《长干曲四首》《卢姬篇》等,多写男女情思,时人讥其“轻薄”。

​2. 宦游漂泊与诗风蜕变​

  • ​​浮艳期​​(723年-735年):
    任职长安期间,流连教坊,娶妻唯求美貌,“稍厌即去之,凡四五娶”(《新唐书》)。诗作如《代闺人答轻薄少年》“青楼无昼夜,歌舞歇时稀”,被殷璠批评“艳诗虽美,气格不高”。
  • ​​边塞游历​​(736年-745年):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辞官游历河东、辽西、幽蓟等地,亲历边塞烽火,诗风剧变。作《辽西作》《雁门胡人歌》等,如“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尽显悲壮之气。
  • ​​入幕从军​​(746年-753年):
    天宝五载(746年),入河东节度使杜希望幕府,任监察御史,参与对契丹战事。作《古游侠呈军中诸将》“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展现豪侠本色。

​3. 晚年返朝与客死他乡​

天宝十二载(753年),回长安任司勋员外郎,整理边塞诗作,编为《崔颢集》。天宝十三载(754年),随军征南诏,途中病逝于巴蜀,年五十一。临终作《行经华阴》“借问路旁名利客,何如此处学长生”,尽显超脱之思。

1. 七律巅峰:《黄鹤楼》的划时代意义​

崔颢存诗42首,以《黄鹤楼》为冠冕,贡献有三:

  • ​​打破律诗常规​​:
    全诗不守平仄对仗,“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以古体句法入律,开创“变体七律”,被王世懋赞为“神来之笔,不可凑泊”。
  • ​​时空交织的意境​​: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以实景写虚境,将历史沧桑与个人漂泊融为一体,启杜甫《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之思。
  • ​​影响后世深远​​:
    李白仿作《登金陵凤凰台》,白居易《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皆受其时空意识启发,严羽称“唐人七律,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

​2. 边塞诗与乐府革新​

  • ​​边塞诗的现实主义​​:
    《辽西作》“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以白描写战争惨烈,较岑参“四边伐鼓雪海涌”更显沉痛,被高適引为同调。
  • ​​乐府诗的突破​​:
    《长干曲四首》“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以口语入诗,刻画江南船家女形象,王夫之评“天真绝俗,直逼《国风》”。
  • ​​游侠诗的精神升华​​:
    《赠王威古》“射麋入深谷,饮马投荒泉”以游侠形象寄托功业理想,启李白《侠客行》“纵死侠骨香”之豪情。

​3. 诗风转型与文学史意义​

  • ​​从齐梁余韵到盛唐风骨​​:
    早年《岐王席观妓》“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承袭宫体诗风,后期《行经华阴》“河山北枕秦关险,驿路西连汉畤平”转为雄浑,标志盛唐气象成熟。
  • ​​题材开拓​​:
    其边塞诗、山水诗、闺情诗、游仙诗兼善,尤以“黄鹤楼”与“长干里”两大意象影响后世,成为江南文化的文学符号。

1. 古代评价​

  • ​​严羽《沧浪诗话》​​:“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
  • ​​方回《瀛奎律髓》​​:“此诗前四句不拘对偶,气势雄大,李白所不及。”
  • ​​沈德潜《唐诗别裁》​​:“崔司勋诗,如《黄鹤楼》等作,以意得之,非人力所及也。”

​2. 近现代评价​

  • ​​闻一多​​:“崔颢的《黄鹤楼》是盛唐的预言,李白在此低头,正说明这首诗的不可超越。”(《唐诗杂论》)
  • ​​袁行霈​​:“他以一首诗奠定文学史地位,将个人感喟升华为民族集体记忆。”(《中国文学史》)
  • ​​莫砺锋​​:“从‘轻薄’到‘风骨’,崔颢的蜕变是盛唐诗人精神成长的缩影。”(《杜甫诗歌讲演录》)

崔颢是盛唐诗坛的“惊鸿一瞥”。他以一首《黄鹤楼》跨越千年,让李白搁笔、令严羽折腰;从汴州少年的浮艳轻狂到边塞幕府的铁血风骨,从黄鹤白云的缥缈仙踪到长干横塘的市井烟火,他用42首存诗勾勒出盛唐文化的多元面相。这位“娶妻唯色”的叛逆者,在诗风蜕变中完成了个体生命与时代精神的共振;那位“名重当时”的司勋郎,以一首诗的不朽,将个人的漂泊升华为民族的集体乡愁。从李白的“凤凰台”到王安石的“瓜洲渡”,从马致远的“夕阳西下”到余光中的“长江水”,崔颢的诗魂早已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成为每一个登高怀远者心中永恒的“烟波江上”。正如闻一多所言:“没有崔颢的黄鹤楼,盛唐的天空将失去最瑰丽的一抹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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