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业-诗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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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业-诗榜
吴伟业清朝诗人
(1609年6月21日-1672年1月23日),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等。是明末清初享誉盛名的诗人、戏剧家、画家、史学家,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或“清初三大诗人”、“国朝三大家”,代表了清初诗坛的最高成就之一。
简介​

吴伟业(1609年6月21日-1672年1月23日),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等,江苏太仓人。他是明末清初享誉盛名的诗人、戏剧家、画家、史学家,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或“清初三大诗人”、“国朝三大家”,代表了清初诗坛的最高成就之一。吴伟业于明朝崇祯四年(1631年)高中榜眼(一甲第二名),仕途曾风光一时。明亡后,他经历了长期隐居,一度欲殉节而未果,后因复杂原因于顺治十年(1653年)被迫仕清,任国子监祭酒,但次年即借母丧辞官归里,不复出仕。这段短暂的仕清经历成为其终生难愈的心疾,其诗文中充满了对故国的眷恋、仕清的悔恨与深重的悲情。在文学上,吴伟业最突出的贡献在于继承发展中唐白居易“长庆体”叙事诗传统,开创了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梅村体”歌行叙事诗,以鸿篇巨制记录明亡清兴之际的社会巨变、个人沉浮与历史人物命运,感情沉郁苍凉,辞藻华丽,音韵铿锵,被誉为“一代诗史”,特别是《圆圆曲》等作品脍炙人口,流传千古。此外,他在词、戏剧创作及史学方面亦有重要成就。吴伟业的一生,是才华横溢、名重士林的一生,也是因易代而饱受内心煎熬、在道德困境中挣扎的悲剧性一生。

  1. 家世早慧与少年得意(1609-1631):​
    • 生于江苏太仓书香门第。自幼聪颖过人,“博闻强记”,才华早露,深受复社领袖张溥赏识,收为门生,成为复社后期重要成员(“十哲”之一)。
    • 崇祯三年(1630年)中举人。
    • 崇祯四年(1631年),年仅22岁,参加殿试,高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少年高第,名动朝野,其座师即为当时文坛领袖周延儒(后为首辅)。
    • 崇祯帝对其极为赏识,特赐假期归里完婚,恩宠殊荣一时无双。入仕初期,他怀抱济世之志,敢于进言。
  2. ​崇祯朝仕宦与涉入党争(1632-1644):​
    • 历任东宫讲读官、南京国子监司业等职。
    • 崇祯十年(1637年),恩师周延儒与温体仁为首辅之争,周延儒遭温体仁排斥罢相。吴伟业也受到牵连,政治抱负开始受挫。
    • 崇祯十二年(1639年),升任左庶子(詹事府属官,职司辅佐太子)。
    • 后因其才学和声望,被任命为湖广乡试主考。在任期间,曾试图澄清地方吏治。
    • 崇祯十三年(1640年),因疏劾权臣杨嗣昌举措不当而被崇祯帝视为“朋党”,虽未被深究,但仕途明显蒙上阴影。
    • 明末社会矛盾激化,内忧外患加剧。吴伟业虽身处高位,目睹国势倾颓,深感无力回天,常有忧时伤世之叹。
  3. ​甲申国变与南明时期(1644-1645):​
    •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殉国(甲申之变)。吴伟业闻讯,痛不欲生,一度欲自缢殉国,因家人劝阻而止(“号痛欲自缢,为家人所觉”)。
    • 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吴伟业被起用为少詹事(东宫辅官),但他对弘光朝廷的内部倾轧和腐败深感失望,到任仅两月便称病辞官,隐居于太仓乡间,拒绝参与政治。
    • 清军南下时,他携家人避乱于矾清湖等地。这段经历成为其日后《琵琶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名篇的重要素材背景。
  4. ​鼎革之初的遗民生活与内心挣扎(1645-1653):​
    • 清军入关后,推行薙发易服等高压政策。吴伟业作为前明高官和文坛领袖,在江南遗民中声望极高,成为清廷重点笼络对象。
    • 清廷多次征召他出仕(包括应召去北京参加“山林隐逸”考试),但他均以种种理由(如身体不佳)坚辞不就,以遗民身份自居,度过了近十年的隐居生涯。
    • 这一时期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期,深刻的家国之痛、身世之感、黍离之悲,以及对历史兴亡的反思,成为其诗作的核心主题。“梅村体”歌行在此期间臻于成熟,代表作如《圆圆曲》、《鸳湖曲》、《楚两生行》等陆续问世。
  5. ​短暂仕清与余生悔恨(1653-1672):​
    • ​​被迫出仕的缘由:​​ 顺治十年(1653年),在两江总督马国柱(汉人,前明降臣)极力保荐,以及当朝权贵、旧交陈之遴、陈名夏等人的劝说甚至压力下(时人多言其“辞荐不敢荐,荐而辞,不获命”),加之清廷政策趋于缓和,为避免家族受牵连(疑有来自清廷的压力),时年44岁的吴伟业最终应诏北上,任清廷秘书院侍讲,后升国子监祭酒(最高学府校长)。这是其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 ​​内心的煎熬与痛苦:​​ 入京后,屈身事清的羞耻感和对故国的负罪感时刻折磨着他。他常借诗酒排遣愁绪,生活并不愉快。其诗《自叹》、《将致仕留别诸公》等清晰地流露了这种沉痛悔恨(“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缘识九还”)。顺治十一年(1654年),他丁嗣母张氏之忧(实际生母早已去世,此为礼法上的嗣母),以“丁忧”这一名正言顺的理由辞官南归,从此再未出仕。
    • ​​晚年的悔悟与著述:​​ 归乡后,吴伟业长期沉浸在失节的痛苦之中,心境悲凉。他致力于著述、讲学,并与遗民故旧如顾炎武、侯方域(虽后期应过试)等保持交往。其人生末路之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险,无一境不尝酸辛”,催人泪下。他精心编订了自己的诗文集,病危时嘱家人以僧服入殓,墓碑仅书“诗人吴梅村之墓”,表明其最终定位和精神寄托。康熙十年十二月(1672年1月),吴伟业在深深的悔恨与病痛中辞世,享年63岁。
  1. ​“梅村体”歌行叙事诗(诗歌最高成就):​
    • ​​渊源与创新:​​ 继承并极大发展了唐代白居易、元稹创立的“长庆体”(《长恨歌》、《琵琶行》)叙事传统。在明末清初历史巨变的宏大背景下,吴伟业赋予这种体裁新的生命力和更深刻的历史内涵、更复杂的情感张力,创立了标志性的“梅村体”。
    • ​​核心特征:​​
      • ​​主题重大,关注兴亡:​​ 聚焦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大事件(如甲申之变、清军南下)、重大战役(如松锦之战)、以及著名人物(吴三桂、陈圆圆、卞玉京、苏昆生等)的浮沉命运,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紧密交织,具有强烈的史诗性和历史真实感(“一代诗史”)。
      • ​​叙事宏大,结构精巧:​​ 篇幅较长,叙事线索清晰,结构开阖有度,善于通过时空转换、插叙倒叙等手法增强表现力和戏剧性。
      • ​​情感沉郁,悲情浓郁:​​ 贯穿着深沉的亡国之痛、身世之悲、世态炎凉之感以及对人生易老、世事无常的浩叹,形成一种哀感顽艳、苍凉沉郁的独特风格。
      • ​​辞藻富丽,声律谐美:​​ 语言华美工丽,用典精切巧妙,对仗工稳而富于变化,韵律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极富音乐美。
      • ​​人物刻画丰满:​​ 即使是历史叙事诗,也倾力刻画人物形象和心理活动(如陈圆圆的美丽与无奈、吴三桂的抉择、卞玉京的飘零等),使其具有生动的艺术感染力。
    • ​​代表作:​​
      • ​​《圆圆曲》:​​ “梅村体”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叙事诗之一。围绕吴三桂与陈圆圆的悲欢离合,巧妙揭示其与明清鼎革的重大关联,抒发了对历史兴亡、红颜命运的深刻感慨。名句“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流传千古,议论警策,讽刺微妙。
      • ​​《永和宫词》:​​ 以明崇祯帝田贵妃一生为线索,追忆前朝宫闱繁华,抒发盛衰兴亡之叹。
      • ​​《琵琶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 借听流落为女道士的旧识卞玉京弹琴,抒发对明亡的哀思和对漂泊艺人的同情,结构巧妙,情感真挚。
      • ​​《鸳湖曲》:​​ 描写明亡后故地重游的感慨,物是人非,寄托亡国之痛。
      • ​​《松山哀》:​​ 以洪承畴兵败松山被俘事件为背景,感叹忠臣受难。
      • ​​《楚两生行》:​​ 以明末清初著名艺人柳敬亭(说书)和苏昆生(唱曲)的流离生涯为题材,写其晚景凄凉,映射时代悲剧。
      • ​​《临淮老妓行》、《萧史青门曲》等。​​
    • ​​历史地位与影响:​​ “梅村体”代表了清初诗歌叙事艺术的最高峰,影响极其深远。后世王闿运、王国维、陈寅恪等都对其推崇备至。其“歌行一体,尤所擅长”,确立了其在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2. ​其他诗歌创作:​
    • ​​五、七言律绝:​​ 在写景抒怀、酬唱赠答方面亦有很高成就,诗风清丽婉转,寄托深沉。其《遇旧友》、《送友人还吴》等抒情小诗真挚感人。
    • ​​后期诗歌的心声:​​ 晚年之作,尤其关注个人出处失节的悔恨,如《自叹》、《临终诗四首》等,字字含泪,发自肺腑,构成其诗作悲情的另一重要维度。
  3. ​词作:​
    • 词风与其诗相近,多感伤身世、怀旧忆往之作,凄怆苍凉,情韵深长。
    • 代表作:《贺新郎·病中有感》(“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被誉为其词的代表作,痛彻肺腑的自悔之词。《望江南·本意》《醉春风·春思》等亦是佳作。
    • 其词虽不多,但成就较高,被认为是清初词坛重要作家。
  4. ​戏剧创作:​
    • 著有传奇《秣陵春》(又名《双影记》)和杂剧《临春阁》、《通天台》。
    • ​​《秣陵春》:​​ 借南唐后主李煜和徐适(宋代徐铉之后)在北宋初年亡国后的故事,抒发对故国的哀思,被普遍解读为借古讽今、寄托亡国之痛之作,是其“心曲”在戏剧中的投射。
    • ​​《临春阁》/《通天台》:​​ 多取材南北朝史事,同样隐寓兴亡之叹和身世之感。
    • 这些剧作艺术上虽非顶尖,但因其强烈的时代感和个人情感寄托,在清初剧坛具有独特价值。
  5. ​史学著作:​
    • ​​《绥寇纪略》:​​ 又名《鹿樵纪闻》。这是一部记载明末农民起义(特别是李自成、张献忠部)兴衰始末的重要史书。吴伟业广泛收集史料,意在为后人提供鉴戒。虽有其阶级立场限制,但作为同时代人记录重大事件,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
    • ​​《春秋地理志》、《氏族志》等:​​ 展现其深厚的史学功底,但非其主攻方向。
    • 其史学观点也常渗透在其诗文创作之中。
  •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梅村集》:​​ “伟业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 这段话精准概括了梅村体的渊源(初唐四杰的结构、白居易的叙事)及其超越(情韵更深、风华更胜),并高度肯定其声韵之美和感人至深的力量。
  • ​​清·赵翼(史学家、诗人)《瓯北诗话》:​​ “吴梅村当国亡时……身阅鼎革,其所咏多有关于时事之大者……故梅村之诗最工…指事类情,宛转如意。以唐人格调,写目前近事,宗派既正,词藻又丰,不得不为近代中之大家。” 强调其诗史价值、“指事类情”的叙事艺术以及用典雅正、藻饰丰美的语言成就,肯定其为近代(清初)大家。
  • ​​清·朱庭珍《筱园诗话》:​​ “吴梅村…其天分甚高,才力雄大,气韵沉雄,藻思丽密,以诗论之,尤擅长七古,变化不测,波澜壮阔,一气卷舒,有行云流水之妙…洵高、岑以后第一人,梅村集中此体最伟。” 极赞其七言歌行的雄浑气势、结构变化和行云流水般的自然,认为他是继高适、岑参之后此体的最高成就者。
  • ​​民国·王国维(国学大师):​​ “以唐人格调写当时人情物态,自是梅村长处。” 指出其成功在于将唐代诗歌艺术的传统形式完美地用于描写当代社会现实。
  • ​​民国·陈寅恪(史学大师):​​ 其《柳如是别传》中也多次论及吴伟业诗,对其作为史料的精准性及其诗作深沉的悲情给予高度评价。
  • ​​清帝乾隆(对吴伟业评价相对宽容):​​ 在敕编《国朝诗别裁集》时,乾隆帝认为沈德潜将钱谦益列卷首不妥,但认为钱、吴、龚三家“其人原不足齿,其诗自足传”,并特别指出吴伟业诗中“无讥刺本朝之语”,较钱谦益“犹为近厚”,故其诗得以保留且位置靠前。可见乾隆帝从统治角度虽不齿“贰臣”行止,但不得不承认其诗的巨大艺术成就和历史价值。
  • ​​同时代人评价:​​
    • 陈子龙(明末诗坛领袖,吴伟业同科进士)曾赞其:“伟业诗才雄视江南!”
    • 顾炎武(清初大儒,坚守遗民立场)对其仕清行为深表遗憾,但在学问文章上仍推重之。
    • 其自评:“吾诗虽不足以传,而史失而求诸诗,他当必有知之者。” 体现其诗歌保存史实、寄托深衷的自觉性。
  • ​​后世总结:​​
    • ​“一代诗史”与“梅村体”的创立者:​​ 这是对其最高、最无争议的评价。他以其雄厚的才华、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情感,通过华美流畅的长篇叙事诗,为明清易代这一天崩地裂的时代留下了不可替代、震撼人心的艺术记录。
    • ​​明清诗歌转型的关键人物:​​ 上承明代复古余绪,下启清代诗坛重史实、重叙事、重情感抒发的风气。其融叙事性、抒情性、史诗性、文辞美、韵律美于一体的风格,独步一时。
    • ​​贰臣心灵的深刻写照:​​ 其后期诗歌对自身失节行为的深刻忏悔、挣扎与痛苦,提供了一种特殊而深刻的内心样本,构成其作品悲情的重要基石,也增添了其诗作的复杂深度与感染力。这种“苦语”是其区别于钱谦益的一个重要特征。
    • ​​艺术技巧的大师:​​ 在驾驭鸿篇巨制的结构、组织复杂叙事、运用华丽的辞藻、营造和谐的声韵方面,达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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