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沈德潜（1673年12月24日－1769年10月6日），字碻（què）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是清代中叶乾嘉时期最具官方影响力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乾隆朝文坛的领袖人物之一，其地位与方苞在古文领域的“桐城派”类似。沈德潜以“格调说”为诗学核心，试图修正王士禛“神韵说”的空灵倾向，提倡恢复儒家诗歌传统，注重诗歌的教化作用和社会功能。在创作上，他宗法盛唐，尤其推崇杜甫，其诗风温和敦厚、中正平和，多歌功颂德及应制唱酬之作，虽工稳妥帖却缺乏深刻个性与震撼力量，典型代表了乾隆盛世的“台阁体”诗风。其毕生成就的巅峰与荣辱皆系于乾隆皇帝：他以67岁高龄考中进士，深得乾隆帝赏识，被尊为“殿上君臣，诗间宾友”，晚年官至礼部侍郎、加礼部尚书衔、太子太傅，死后获封三代、赐谥文慤（què），极尽尊荣；然而身后却因卷入徐述夔《一柱楼诗》文字狱（1778年），被乾隆帝追责，削去所有追赠官爵、谥号，扑毁墓碑，经历了从云端跌落的戏剧性命运。尽管创作成就有限，但沈德潜通过编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即《清诗别裁集》）等极具影响力的诗歌选集，确立了一套正统的诗学评价体系，对乾嘉诗坛乃至后世诗歌教育影响极其深远，是清代诗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人物生平
- 寒窗苦读与九试不第（1673-1739）：
- 生于吴县一个清贫的书香门第。自幼聪慧，受其师叶燮（著名诗论家）诗学思想影响颇深。热衷科举，刻苦攻读经史，文才早著。
- 然而，他的科举之路异常坎坷。从22岁参加乡试起，历经九次乡试（省考）均未中举。漫长的60年（1673-1739）里，他一面以坐馆教书为生（“授徒里中”），饱尝艰辛；一面潜心研究诗词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学养和诗学理论基础。虽然仕途无望，但其诗名在江南文人圈中逐渐传开，成为了江南老名士的代表。
- 这段时期，他结交了许多江南文人（如顾诒禄、盛锦、陈祖范等），创作了大量表现个人生活、自然风光及底层艰辛的诗作（虽后期删改颇多），思想上崇尚儒家诗教，酝酿形成其“格调说”的基本主张。
- 暮年登第与“诗坛耆宿”（1739-1740）：
- 乾隆三年（1738年），沈德潜66岁，在朝廷特开的“博学鸿词科”中再次应试落第。
- 然而，命运的转折点在次年到来。乾隆四年（1739年），已67岁的沈德潜第十次参加乡试，终于中举。同年八月参加会试（全国考试）登第。乾隆帝在批阅殿试卷时，对其文采与“名士沈德潜”的声誉早有耳闻，钦定为二甲第八名进士（赐进士出身），选翰林院庶吉士。这一老翁及第的“佳话”轰动朝野。
- 乾隆“恩遇”与位极人臣（1740-1769）：
- 入仕之初的眷顾： 沈德潜以高龄入仕，备受乾隆帝特殊恩宠。乾隆七年（1742年），散馆考试，授翰林院编修。乾隆帝称赞其诗作“比张说之视沈佺期矣”，将其比作唐朝的宫廷诗人。
- 御前宠臣与“诗友”： 乾隆帝爱好诗歌且常自命风雅，沈德潜深厚的诗学修养和严谨敦厚的风格深合帝心。君臣频繁唱和，乾隆帝常请沈德潜润色其诗作（甚至有传沈德潜替帝捉刀），甚至说“朕于德潜，可谓以诗始，以诗终”，赐其“御制诗稿”命作序（沈德潜的序文被时人称为“从古文人未有之荣”）。沈德潜成为名副其实的“御用诗人”和帝王诗学品位的代言人。
- 平步青云： 在乾隆帝的超擢下，沈德潜官运亨通，打破常规，连年升迁：
- 1743年：迁左中允、侍读。
- 1744年：迁左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
- 1745年：授内阁学士，教习庶吉士。
- 1746年：以原品（内阁学士品级）致仕，但乾隆帝命其校御制诗集，并谕“朕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特许其参与编纂御制诗文集（如《御制诗集》和《国朝诗别裁集》编校），使其虽退犹荣，影响力不坠。
- 1751年：乾隆帝南巡，沈德潜迎驾，被召见，加礼部侍郎衔，食正二品俸禄。
- 1756年：再迎南巡，赐祭食，进《西湖志纂》，加礼部尚书衔。
- 1761年：再次迎驾，乾隆帝赐诗称其为“大老”，并封赠三代。
- 致仕归养与持续尊荣：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沈德潜84岁正式退休回苏州养老。但乾隆帝对其恩宠丝毫未减：
- 1759年：乾隆帝再次南巡，沈德潜迎驾于常州，赐“九叟诗”。
- 1760年：受旨在家乡校刊《御制诗集》。
- 1765年：乾隆帝第四次南巡，时年93岁的沈德潜仍旧在籍迎驾，被晋封为太子太傅，赐其孙举人出身，赐诗有“儿孙列里老菜童”之句，并书“寿考遗音”额赐之。其孙（沈维熙）得顺天乡试举人。
- 身后殊荣与转瞬荣辱：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九月七日，沈德潜病逝于苏州家中，享年97岁。乾隆帝深为悼念，追封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慤”。乾隆帝亲撰祭文，称其“寿终清职”。其家族受封赠三代，备极哀荣。
- 身后劫难：《一柱楼诗》案与身毁名裂（1778）：
- 沈德潜死后第九年，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江苏东台发生徐述夔《一柱楼诗》文字狱案。徐述夔诗中多有“悖逆”之语（如“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等），案发时徐述夔父子已死，但仍被戮尸枭首，子孙处斩，牵连甚广。
- 乾隆帝查悉沈德潜生前曾为徐述夔作传，并在传中赞扬徐述夔“品行文章皆可法”。这让乾隆帝极为震怒，认为沈德潜“昧于知人”、“谄奸逆”，辜负了“皇恩”。
- 乾隆帝下令：削去沈德潜所有追封官衔、谥号；将其名字自乡贤祠中撤出；销毁其所有御赐的祭葬碑文及碑身（“扑其墓碑”）；将其所著《咏黑牡丹》诗中“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原意为咏花，被附会为排满）挑出指责为“隐含诽谤”。一代帝师文豪，身后遭遇了最为惨烈的政治清算，声名扫地。
主要成就
- 诗学理论：“格调说”的系统阐发：
- 核心主张： 沈德潜诗论的核心是“格调说”，旨在恢复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强调诗歌的政治伦理教化作用（“诗教”）。
- 具体内涵：
- “格”：体裁规范、章法结构。 要求作诗要讲究体式（体裁）、立意布局（章法），主张向盛唐（李白、杜甫）及明七子（李梦阳、王世贞）学习雄浑阔大的气象和严谨法度。
- “调”：声律音韵、风神情韵。 重视诗歌的音节声调之美，要求音韵和谐朗畅。同时也重视通过恰当的语言表达出符合儒家“中正平和”要求的情感状态（即“温柔敦厚”）。
- 核心目的：服务于“温柔敦厚”的诗教。 一切艺术形式（格与调）的追求，最终是为了使诗歌达到“裨益于世教人心”、“归于忠厚和平”的社会教化功能。他主张“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反对抒发个人激烈的怨恨之情。
- 具体诗学观点：
- 宗唐复古，尤推盛唐： 认为盛唐诗（尤其是杜甫）是典范，提倡“学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穷其源，犹望海者指鱼背为海岸，而不悟其见之小也。今虽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优柔渐渍，仰溯风雅，诗道始尊”（《说诗晬语》）。强调上溯“风雅”（《诗经》）传统。
- 反对空疏，强调内涵： 对王士禛的“神韵说”流于空灵玄虚有所修正，主张“诗贯浑浑灏灏，元气结成”、“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
- 主张含蓄蕴藉： “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强调“语贵含蓄”。
- 重视人品对诗品的影响： 认为“有德者必有言”，诗品源于人品。
- 理论总结： 著作《说诗晬语》是其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 诗歌选本编选（成就最高与影响最大的部分）：
- 沈德潜毕生精力倾注于编选历代诗歌总集，以所选作品体现其“格调说”和诗教观，为学诗者提供范本。
- 《古诗源》十四卷： 辑录先秦至隋代古诗谣谚七百余首，意在溯源至《诗经》以来的传统，“使览者溯流知源”。取材广泛，考证精审，是唐前古诗最重要的权威选本之一，至今仍是研究古代诗歌的重要工具书。
- 《唐诗别裁集》二十卷（初版十卷）： 沈氏诗选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取名“别裁”源于杜甫《戏为六绝句》“别裁伪体亲风雅”句，意指剔除伪体（模拟形似的），学习真诗（有风雅精神的）。选诗1900余首，侧重杜甫、李白、王维、韦应物、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大家，推崇盛唐雄浑阔大之气。初版（1751年，十卷本）更重格调，重订本（1763年，二十卷）眼界更开阔，更注重诗的多样性（增补了中晚唐许多重要诗人如李贺、杜牧、罗隐等的作品）。此书影响巨大，是清代最流行的唐诗选本之一。
- 《明诗别裁集》十二卷： 选录明诗千余首，标举前后七子（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等）及陈子龙等人作品，体现其崇尚雄浑、格调高朗的诗学观。对宋诗派及公安、竟陵派作品评价不高甚至摒弃。虽存偏见，但仍是重要的明代诗选集。
- 《国朝诗别裁集》三十六卷（即《清诗别裁集》）： 选录清初至乾隆中叶诗人900余家，诗作4000余首。试图囊括清代前期各流派代表作。但此书因首列钱谦益、选入一些“忌讳人物”（如被清廷镇压的明遗民诗人）而触怒乾隆帝（认为“此选内体制错谬，及世次前后倒置者，俱应照原签改正。” “首列钱谦益，又钱名世、程周量诗亦入选，殊属非是”）。沈德潜被迫多次修改删削（特别是将钱谦益除名），重刻行世（世称“钦定本”或“重订本”）。尽管受政治干预严重，此书仍是了解清代前期诗歌面貌的重要窗口，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
- 选本的价值与影响：
- 确立标准与经典化： 通过精心选择和评点，确立了符合“格调说”的诗歌经典序列（尤其《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成为几代学诗者的教材。
- 推广诗学主张： 以选本形式最广泛地传播了其诗学理论（尤其是宗唐、重格调、主诗教），影响深远。
- 保留文献： 提供了系统而相对可靠的历代诗选，特别是《古诗源》和修订后的《唐诗别裁集》。
- 对清代诗坛风气的主导： 在乾隆朝及之后相当长时间内，因其官方背景和系统性，《别裁集》系列风行天下，“格调说”几乎成为官方钦定诗论，士子靡然从风，直到袁枚“性灵说”兴起才受到有力挑战。
- 个人诗歌创作：
- 风格特征： 创作基本遵循其“格调说”。诗风温和含蓄、典雅谨严、平稳工致，讲求章法句法，注重声韵和谐。题材多应制唱酬、歌功颂德（台阁体特征）、描写景物、抒写个人情怀。
- 成就评价： 数量众多（存诗2300余首），技巧圆熟，但思想内容相对空泛，缺乏真挚深沉的个人情感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其“温柔敦厚”的美学追求，在御制诗的框架下，难免沦为对盛世的粉饰和个人顺达心情的表达，深刻性远不能与其理论高度相比。代表其创作水平的多为中年的作品（归隐前），后期应制之作价值不高。
- 代表作： 《归愚诗钞》、《归愚诗续钞》、《竹啸轩诗钞》等。较出名的单篇如《过许州》、《刈麦行》、《夏日述感》等，虽反映民生疾苦，但多点到为止，囿于“怨而不怒”。
评价
- 乾隆帝弘历:
- 评价： “朕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清高宗实录》）。— 此语精准定位沈德潜“御用诗人”的本质，荣宠源于诗，命运系于帝王。
- 对《国朝诗别裁集》的震怒： 因首列钱谦益，“殊属非是！…着…逐一校订改正。”（乾隆谕旨）。— 揭示皇权对文选的绝对控制及其敏感的政治尺度。
- 《一柱楼诗》案后的清算： “昧良负恩！…削去官秩、谥典，扑毁祭葬碑文，以为众戒！”（乾隆谕旨）。— 展现在文字狱风暴和帝王权威下，文人身后声名的脆弱不堪。
- 袁枚（性灵派领袖，主要论敌）:
- 抨击其诗学桎梏： “归愚主复古，专主格调，诗必温良…拘方有病，药则可厌。”（《随园诗话》）。— 犀利点破“格调说”可能导致创作脱离真性情、陷入形式主义的弊端。
- 隐含批评其诗才： “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仿元遗山论诗》）。— 借古讽今，讽刺沈派固守旧套、忽视诗歌本质（性灵）。
- 章学诚（史学家、思想家）:
- 批判其导向与士风影响： “揣摩主司之好尚，以趋风气…主持风会者（指沈），名教罪人也！”（《文史通义》）。— 从更宏阔的历史文化层面，批判沈代表的官方导向对士人独立精神和学术风气的败坏，措辞严厉。
- 洪亮吉（学者、诗人）:
- 肯定其诗坛地位与诗教意义： “沈尚书德潜以诗名天下，主诗坛数十年…非先生所甄录，几不得预骚坛之会。…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得风雅之正。”（《北江诗话》）。— 承认其主流地位及试图以“诗教”纠正浮华诗风（如神韵末流）的努力。
- 点出其创作短板： “尚书诗如海蠡测水，但见汪洋；如神龙攫珠，但见光彩。然欲求其指事切、状物工者，则亦罕焉。” — 形象指出其诗作虽格局宏大、风格典雅，但缺乏具体、精微的艺术表达力。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官方学术评价）:
- 高度肯定其选本价值： “《古诗源》…凡风雅之遗，皆收录焉…使览者犹知考质…《唐诗别裁集》…所选大抵以雍容典雅为正宗…用以检阅，固胜于坊刻之稗贩。” — 明确认可其《古诗源》、《唐诗别裁集》在文献保存和树立诗学典范上的重大贡献。
- 对其诗学的中肯定位： “大旨在以温柔敦厚为宗，崇奉盛唐，排斥宋元…宗旨纯正…不失为雅音之津筏也。” — 承认其理论的纯正性及作为学诗入门途径的价值，同时暗示其崇唐排宋的门户之见。
